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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中国古代政治史上的女强人，很多人都会想到吕雉，尽管西汉的历史尘埃早已落定，可人们依然热衷于评价吕雉的功过得失，千百年来不曾停歇。
早在吕后当政时期，大臣郦寄就评价道：“高帝与吕后共定天下”《史记 吕太后本纪》，但这句话出现于特定的时代背景中，并不是单纯的历史评价，背后还隐含着复杂的政治考量，所以其客观性不免引起后世研究者的质疑。
吕雉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弄清这个问题，就必须先了解真实的吕雉。
在吕雉的一生中，她做了两件事备受争议，一件事是在处置政敌戚姬的问题上，她把戚姬做成了“人彘”，使戚姬在临死前遭受了残酷的心理、生理双向摧残，把刑罚的折磨功能发挥到了极致。后有修史者对此事评价道：“观其……糟戚姬，则一毒妇人耳”。
另一件事情就是吕后诛杀异姓王及开国功臣，其打击范围过大，清朝学者龚炜评价道：“开国母后莫不贤明，独吕雉以妒悍称制，外戚之祸，汉为最烈”，从龚炜的论断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既认为吕后是一个嫉妒之心极强的小人，又认为汉朝外戚之祸的根源在于吕后称制后推行的一系列不当措施。
上述评价并非空穴来风，都有一定的历史事实作为依据。可问题在于这些评价所依据的事实只不过截取了吕雉人生中的某个片段，事件的前因后果被割裂了，对吕雉的一生并没有作立体化、全面化的探究，这是其最大的不足。在弄清楚前因后果后，再审视“糟戚姬”、“戮功臣”这两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发现，吕雉似乎有万不得已的苦衷。
在刘邦众多的女人中，吕雉是最特殊的一位，是真正的糟糠之妻。吕雉是以一名大家闺秀的身份嫁给刘邦的，虽然吕雉的父亲吕公会相面，断言刘邦以后必大有出息，但刘邦此时毕竟只是个小混混，而且家庭条件十分不好，吕雉需要陪着刘邦面对很多生活中的困难。原本养尊处优的吕雉除了面对稼穑之艰难外，还要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
秦末各地爆发了起义，刘邦逃亡在外，作为刘邦家属的吕雉时刻面对着被逮捕的危险，她还要长途跋涉到山中，给自己的丈夫送吃送穿。可以说吕雉嫁给刘邦，就等于嫁给了艰辛。
好不容易等到刘邦取得了成就，但彭城一战吕雉做了俘虏，漫长的俘虏生活使吕雉的心灵受到了常人难以想象的摧残，她在敌营中顶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同时还要照顾和安慰刘邦的父亲刘太公，由这些事情我们可以看出：吕雉作为一名妻子是相当称职的。
几经辗转，吕雉终于回到了刘邦的身边，但作为新欢的戚夫人早已陪伴左右，“吕后年长，常留守，希见上，益疏”《史记 吕太后本纪》，吕雉此时只能为刘邦看家护院，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丈夫与另一位女子恩爱百般，她在个人情感上受到了巨大冲击，此刻即便她妒忌戚姬也是身为一名正妻的正常状态。
戚姬在得到刘邦宠爱的同时，其个人野心也日益膨胀，她逐渐将自己的双手伸向了皇权，她经常劝告刘邦废掉太子刘盈、另立如意做继承人，刘邦十分喜欢刘如意，甚至说道“终不使不肖之子居爱子之上”《史记 留侯世家》，此时，刘盈在刘邦心中只不过是个不成器的儿子，而刘如意才是他最钟意的继承人选。
戚姬的行为在一步步地突破吕雉的忍耐限度，刘邦废掉太子刘盈的意图也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了。
平时大臣们心知肚明，吕雉为刘家的辛勤付出也都被他们看在眼里，作为刘盈老师的叔孙通以死劝谏刘邦不要废掉太子刘盈，我们可以理解为这是出于维护刘盈和自己利益的选择。
但本不该插手宫闱之事的大臣（如萧何、周昌等人）此刻也不赞成废长立幼，这饱含着对吕雉平日所受委屈的同情。即便大臣们表现出了明显的反对倾向，刘邦依然没有改变另立太子的想法，吕雉在此时被迫出手。
吕雉让自己的哥哥吕泽劫持张良，逼迫张良献计，张良让吕雉请出“商山四皓”辅佐太子，不久吕雉照做。刘邦发现后，感叹道：“我欲易之，彼四人辅之，羽翼已成，难动矣。吕后真而主矣”《史记 留侯世家》。
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出，废掉太子刘盈是刘邦内心最真实的想法，即使不废也是迫于吕雉势大的无奈选择，吕雉内心残存的最后一丝温情消失殆尽，自己雪中送炭几十年竟不如一个半路出现的、没有陪同刘邦受过任何苦难的女子。
吕雉的付出如此之多，得到的回报却少得可怜，她不得不把内心的愤懑发泄到戚夫人母子身上，清代居士周梦彦分析道：“然吕后之恨戚姬，皆由高祖之宠眷”，此言可谓切中要害。分析完“糟戚姬”的前因后果后，想必大家会有更为客观、公正的评价。在“戮功臣”这件事情上，我们更应该给吕雉一个符合实际的评价。
“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这样的历史现象早已屡见不鲜。那些勇猛善战的将军，在打天下的过程中，固然是君王不可或缺的助手，可一旦天下稳定，这些手握兵权的大将们会摇身一变成为君王眼中的不安定因素。事实证明，他们确实是不安定因素。
刘邦在世时，就有大批昔日的有功之臣造反，像韩信、黥布、彭越、卢绾等等，大批功臣造反的事实时刻告诫汉朝统治者需要大加防范。刘邦去世后，新君刚立，朝局必然容易动荡不安，再加上刘盈个人能力不足、生性仁慈宽厚，如果没有一个手腕强硬的人出面辅佐，这种情况很容易发生大乱。
或许是为了从刘邦对自己的亏欠中获得一丝弥补，也或许是因为自己萌生了主宰天下的野心，吕雉拿过权柄，以万人膜拜的姿态登上了历史舞台，一个“太后临朝称制”的时代由此被开启。
她善待张良、陈平、周勃、灌婴这样的功臣，对于政敌或异己分子则是无情地打击，以此维护汉朝大一统的局面。随着权势的日益增大，吕雉的打击面越来越宽，出现了外戚夺权干政的混乱局面，这也为后世做了不良示范。
在为政举措上，吕雉承袭了“无为而治”的国策，依然以“与民休息”为治国理政的主要基调，国力在经历秦末战乱后得到了充分的恢复，司马迁在《史记》中把吕后列入了书写帝王历史的本纪中，同时对吕雉主政期间的国家面貌评价道：“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
这25个字充分肯定了吕雉的功绩。后来，吕太后与唐朝女皇武则天并列，二人合称为“吕武”，其历史功绩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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