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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
1945年11月14日，随着当日《新民报》的发行，作为国民政府陪都的山城重庆，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
重庆总统府内，蒋介石一脸阴郁地看着办公桌上摆放的《新民报》，只见报纸上赫然印着一个加粗标题《沁园春·雪》。
蒋介石随即下令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召开紧急会议，一场举世瞩目的笔仗即将拉开帷幕。
蒋介石为什么要为了一首词摆开如此大的阵仗？这背后又有什么来由？
1935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成功会师，历时两年的万里长征落下帷幕。
长征油画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虽然在长征过程中，无数优秀的红军将领与士兵先后牺牲，但党最精锐的力量却被保留了下来，中国革命的火焰并未熄灭。
而长征过程中的一切，都被毛主席深深镌刻在心中，创作的欲望已然默默酝酿。
次年2月，毛主席率领红一方面军从陕北出发，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境内。
此时正值冬季，磅礴大雪将黄土高原层层覆盖，天地间一片苍茫。
冬季黄土高原
毛主席立于山塬之上，此情此景令他动容。
主席索性以这山河为卷，胸中万丈豪情为墨，以大手笔挥洒其间，气势雄浑横亘天地的《沁园春·雪》应运而生。
不过或许由于时局动荡，这篇诗词一直被他雪藏，并未发表。
时间一转眼来到抗战结束。
1945年8月，在蒋介石连发三封电报邀毛主席到重庆“商量和平”事宜后，毛主席以弥天大勇接受这份邀请。
亲赴鸿门宴，打算揭穿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
对于这个决定，毛主席向中央政治局的各位同仁解释道：
“由于有我们的力量、全国的人心、蒋介石自己的困难、外国的干预四个条件，这次去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
作为一位深谋远虑的战略家，毛主席也做了最坏的打算。
他向中央建议，他离开延安期间，由刘少奇代理党中央主席职务。
除此之外，中共中央书记处增补陈云、彭真为候补书记，确保党政机关在缺少毛主席、周恩来等人后能够正常运转。
陈云
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主席这是在安排后事了。
1945年8月28日，毛主席与周恩来等人飞抵重庆，在九龙坡机场无数中外记者的亲眼见证下，一场载入史册的谈判拉开帷幕。
毛主席在九龙坡机场
9月6日，应老友柳亚子相邀，毛主席来到重庆沙坪坝南开学校津南村故友柳亚子的寓所作客。
当时柳亚子正在编撰一本《民国诗选》，在他看来，这本诗选倘若没有毛泽东的七律诗《长征》是万万不能的。
在抄录当时民间流传的版本后，柳亚子当面请主席进行校正，主席也兴致勃勃地答应了下来，承诺几日后将校正版送到柳亚子的住处。
七律长征
但几日后，柳亚子拆开主席的信封，收到的却不是心心念念的《长征》，而是另一首闻所未闻的词——《沁园春·雪》。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柳亚子在疑惑中细细品读这首新词，不觉间便被其展现出的磅礴气势所折服，仿佛看见一道伟岸的身影横亘天地间挥斥方遒。
柳亚子欣喜若狂，随即将《沁园春·雪》抄录给《新民报》副刊编辑吴祖光。
柳亚子
1945年11月4日，《沁园春·雪》得以面世，公开发表到杂志的副刊《西方夜谭》上。
一时间山城轰动，当时重庆各大报纸纷纷刊登和词50多篇，对《沁园春·雪》赞不绝口。
柳亚子甚至给出了极高的评价，称“虽东坡、幼安，犹瞠乎其后，更无论南唐小令、南宋慢词矣”
问题来了，为什么毛主席的作品不在中共的官方报刊《新华日报》上发布，反而转投民间的《新民报》呢？
《新华日报》
多年后，这个问题得到了解答。
当年毛主席的生活管理员在一档节目上揭秘。
阻止《沁园春·雪》在新华日报上发表的人，其实是周恩来，而他正是新华日报的实际负责人。
那么周总理为什么要阻止《沁园春·雪》的发表呢？
实际上，当周总理读到这首词后，也为其深深折服。
但同样的，周总理具有敏锐的政治嗅觉，他清楚地认识到，这首词气势太过宏大。
倘若发表定是好评如潮，但也会招来国民党的特别关注。
此时的毛主席和周恩来一行人仍处在重庆谈判的旋涡中，作为国民党大本营，山城重庆内暗流涌动。
想对毛主席图谋不轨的势力数不胜数。而周总理此行的任务，正是为此次谈判保驾护航，对期间可能存在的危险进行一一规避。
周恩来
所以，此时的毛主席一行人就好比是在悬崖峭壁上徘徊，危机重重，只有小心翼翼才能维持局势的平衡。
权衡利弊后，周总理决定低调行事，将发表事宜延后。
1945年10月10日，重庆谈判结束，次日毛主席回到延安。
在主席虎口脱险后，《沁园春·雪》公开发表，果不其然，蒋介石大发雷霆，一场围绕《沁园春·雪》的史无前例的笔仗就此展开。
凭借周总理对局势的把握以及对蒋人性的了解，这次危机才能够有惊无险。
不仅如此，在重庆谈判的过程中，周总理的智慧不止一次发挥了作用。
在毛主席决定前往重庆后，乘坐飞机前往重庆，周总理对安全问题极不放心。
于是，周总理联系到了国民党爱国将领张治中，让他与毛主席一行人一同乘坐飞机前往重庆。
张治中
这位张治中将军身份十分特殊，一方面他是黄埔系将领中的中流砥柱，是深得蒋介石信任的爱将；
但同时，他也是唯一一位没有与我党部队打过仗的国军将领，甚至多次参与到国共双方的和平谈判中，被誉为“和平将军”。
所以面对周总理的要求，张治中欣然接受。
有这么一位国方高层同乘飞机，飞机“失事”的概率大大降低。
到达重庆后，本来是由蒋安排毛主席的住处。
但周总理听说后，认为这无异于将安保事宜拱手让人，自然是觉得这个安排极为不妥。
于是，周总理立刻联系张治中将军，诚恳地向他道明实情：
“我觉得不应该住进蒋先生安排的地方，你看能不能将住处安排到你们家去？”
毛主席在张治中家中的会客厅
张治中通达事理，自然知道周总理此举的含义。
自家宅邸当然比蒋介石安排的住处更安全，且军统特务大概率也不敢来监视。张治中立刻答应下来：
“可以，那我们现在就立刻搬吧。”
寄居张治中家后，周总理没有让张治中为难。
原本张治中派了两个排的兵力守卫宅邸，但周总理看了之后对张治中直言道：
“不行，站岗的卫兵不能用你的保卫，如果站岗用你的人，万一期间出了什么问题，那你得负责，所以站岗得用宪兵。”
张治中警卫与毛主席警卫合影
什么是宪兵？宪兵就是政府的部队，是负责维持军队纪律，保障军队命令的执行的部队，是名副其实的军队中的警察。
周总理的提议张治中心领神会，连忙将自家守卫全撤了，换成国民党派来的宪兵，这样出了事就是国民政府负责。
从这件事中，我们可以看出周总理十分细致且情商极高。
他既考虑到毛主席的安全问题，也顾及张治中的情况，努力不将张治中拉进这滩浑水。
周总理的政治斡旋能力可见一斑，正因如此，他才无愧于新中国最伟大的外交家这一美誉。
这位在重庆谈判中表现活跃的张治中将军，最后也并没有跟老蒋逃到台湾去。
毛主席与蒋介石合影
反而是在机缘巧合下投诚我党，留在了大陆。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言归正传，毛主席的一首词，为何让蒋介石如此愤怒？原因如下。
在经过几千年的文化变迁后，“文人为尊”逐渐成为了中华民族主流观念，比较经典的一句话便是“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诗词创作自然成为了统治者的加分项。
而这，正是蒋介石的短板，他只是一个振武学堂毕业的军校生，平时写写日记还行，但让他去吟诗作对可真就难为他了。
毛蒋合影
可作为他对手的毛主席，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在文化领域同样有极高的成就，轻而易举就把蒋介石比下去了。
毛主席凭借《沁园春·雪》大出风头，蒋自然是无能狂怒。
仔细观察这一事件的始末，其实还有一个疑点。
当初毛主席答应寄给柳亚子的是《长征》，但后来又为什么被替换成《沁园春·雪》呢？
这正是毛主席超强的宣传敏感让他做出的判断。
毛主席
毛主席曾强调：
“共产党是左手拿传单，右手拿枪弹，才可以打倒敌人的。”
而作为中共在政治宣传上当仁不让的主将，主席非常重视宣传统战工作，也特别善于运用当时有限的宣传手段来扩大共产党的影响。
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一直都对新闻媒体进行严格管控。
用特务、驯服的御用文人牢牢控制着人民的口舌，层层武装、戒备森严。
蒋介石
在他们的宣传下，中共被恶意抹黑，被诬陷为“山沟里的土匪”。
所以，当时在国际上，由于国民党反动集团的宣传，加之中共的主要活动区域集中于农村，对外沟通的管道比较闭塞，外界对于中共的认识还停留在“土匪”这一层面上。
但重庆谈判开始后，这种刻板印象便开始发生逆转。
首先，毛主席“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力排众议赶赴重庆，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他对实现全国和平的期待。
这无疑赢得了绝大多数国统区人民群众的好感。
其次，在重庆谈判期间，面对中外记者的采访，毛主席没有怯场，而是展现出领袖风范，谈笑间大气豪迈、挥斥方遒。
而最后一把薪火，则是主席亲自添上，那便是《沁园春·雪》。
《沁园春·雪》
相比于诗，词同样是文人喜欢用于表达自身情感、抱负的文学形式。
与《长征》相比，《沁园春·雪》更能表现出毛主席的胸襟与气魄，那种睥睨天下的领袖风范无疑更受广大读者的青睐。
尤其是对于历经十数年抗战洗礼的中国人民，内心无比渴望一位能够重整山河的领袖带领民族走出困境。
当是时，毛主席用一首词，展现了自己的雄心与气概，这么一位文治武功完美结合的领袖，舍他其谁？
不出所料，《沁园春·雪》迎来了好评如潮。
而蒋介石的一番操作，实际上是帮助《沁园春·雪》进行宣传，将这股文化热推向高潮。
在蒋介石的号召下，国民党文人陈布雷组织同僚，以“和词”为借口对《沁园春·雪》进行暗贬。
陈布雷
不仅如此，国民党中宣部还下令到各级党组织，要求人人都以《沁园春》为词牌名进行填词。
试图以数量取胜，将《沁园春·雪》比下去。
当然，中共及民间进步人士方面也毫不示弱。
例如陈毅、郭沫若等人，同样以“和词”为由，在褒扬《沁园春·雪》的同时，对国民党御用文人辛辣讽刺，斥责他们为“为五斗米折腰”的走狗。
陈毅更是直接在和词中直言这些御用文人“尽阿谀独夫 ”、“真根深奴性 ”，“流长蜚短 ，作怪兴妖”。
陈毅
令人贻笑大方的是，挑来挑去，国民党人写出来的尽是一些平庸之作，萤火之光哪能与皓月争辉？
最终，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以国民党一方的大败而告终。
事后，蒋介石怒骂己方文人：“你们的声音是从腐朽的棺材里发出来的，比打一个大败仗还丢脸！”
经此一役，国统区的中立知识分子对毛主席和共产党也有了全新的认识。
当时在重庆的美国女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评述道：
“毛泽东写的这首词震惊了重庆文坛，那些文化人以为他是一个从西北来的土宣传家，而看到的却是一个在哲学和文学方面都远远超过他们的人。”
清代文人薛雪在《一瓢诗话》中云：
“畅快人诗必潇洒，敦厚人诗必庄重，倜傥人诗必飘逸，疏爽人诗必流丽…..此天之所赋，气之所禀，非学之所至也。”
艺术风格是创作者人格的外放。
主席一生潇洒豪放，又有背负山河之志，因而他的作品中总能体现出一种豪放大方、气吞山河的壮阔之美。
毛主席
一首词的作用能够远超数十篇政治社论带来的效果，实在是令人叹为观止。
直到今天，《沁园春·雪》这一政治宣传史上奇迹仍值得我们现在人学习。
正如主席在词中云“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在面对外来势力层出不穷的文化渗透，我们更应该追随伟人的足迹，高举文化自信的大旗，以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春风化雨般寓教于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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