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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不久，内忧外患还没有完全消除，国家百废待兴，昔日纵马烽火硝烟，挥斥方遒的将领们一个个都成为了文臣，他们被分配到国家的各个岗位为国家的发展继续贡献自己的力量。
而彼时的开封市长戴季英，新中国开国功臣何以因为一封秘信而被撤职，且被严厉驳斥永远不复起用？这对于一个亲身参与创建过这个国家的人算不算残忍？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以至于他九十多年的绵长生涯里，半数为了这个风雨飘摇的国家而呕心沥血，半数因为在任开封市长的一个错误决定而懊悔不已。
现在的人再如何搜肠刮肚也想不到关于他只言片语的消息，他的名字已经被掩埋在历史的滚滚洪流之中了。他绝不会出现在书店里上新的书籍里，也不会出现在热播的历史大剧里，他的名字好似隐了身，不会主动露于你的眼前。
只有专门去查证他的生平，你才会被他一众的头衔和一生赫赫功绩所震惊，戴季英，一名继英，寓意承继英雄之志。他是长征期间中国工农红军的高级将领，是抗战期间新四军的高级将领，是解放战争期间解放军的高级将领，他更是如今为人所称道的鄂豫皖根据地的主要缔造者和前期重要领导人之一。
戴季英出生于湖北黄安，荆楚大地多俊杰，黄安更是全国著名的英雄之乡。直到今日还矗立着庄严肃穆的黄麻起义和豫皖苏革命烈士陵园。开国十大元帅之一徐向前曾经提笔为黄安郑重题词：“两百个将军，同出一个故乡。”因此地儿郎一片赤子热忱之心，为表彰其革命斗争之精神，黄安又别名红安。
其实总人口不足七十万人的黄安，出过的将军远不止两百人。光是近现代历史上不足百年的光阴，这片人杰地灵的土地上就走出了两名国家主席，二百二十三位将军，另有国民党将领五十六人，“将军之乡”名副其实。
也许是自小的耳濡目染，让戴季英早早地走上了革命道路。报一腔救国热血，十几岁就在家乡闹革命，随后加入了北伐的革命军。在革命过程中被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所打动，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北伐尚未结束他就于192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可惜事未成而革命先遭受背叛，国民党反对派蒋、汪二人先后发动“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大批的革命党人被捕而被杀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第一宣传者李大钊先生、陈延年、王寿华等人都牺牲在这白色恐怖之下。
而这一切没有吓退戴季英，他和其他革命党人在黄安建立了中共黄安县委，艰难地领导群众与反动势力斗争。黄安县委于一九二七年的十一月十三日，组织戴季英与徐其虚同志等人带领由贫困农民和苦难群众组成的军队攻克了坚固的黄安城。
这次事件是应召一九二七年九月召开的“八七”会议精神，这次会议确定了中国共产党决定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这一次行动在历史上被称为黄麻暴动，即黄安起义。这次起义事件的成功给处于混沌中的革命前程带来了一丝曙光，极大地鼓舞了处于忧患中的革命志士。
黄安起义的万人起义大军浩浩荡荡开往黄安，经过一夜的激战，次日凌晨黄安由我军占领。缴获枪支一百余只，活捉国民党委任的黄安县长以及诸多鱼肉乡里的土豪劣绅。并且在这里成立了大别山的首个红色政权——黄安县苏维埃政府。令人唏嘘的是，国民党反动派当时的力量过于强大，敌众我寡，戴季英只得带领大家退往黄安县城附近的山区打游击，胜利果实并没有得到巩固。
但起义的停滞并不妨碍黄安起义在历史发展中的功绩，戴季英发动领导的黄安起义永远被记刻在党史中。
起义筹划之初戴季英就担任了总指挥部的核心成员，在此之外还兼任黄安七里区农民义勇队的总指挥，黄安起义他是实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黄安起义中他充分展示了自己卓越的领导才能，得到了群众和农民军的认可。
黄安起义时，鄂豫边根据地初创，万象更新。被众人认可的戴季英代理黄安县委书记一职，日夜操劳孜孜不倦地开展革命工作，将县委工作主持得有声有色。根据党史资料上记载，当时的黄安正在根据湖北省委下达的命令组建一支具有革命主义信仰的新军队——第七军。第七军此时恰好由黄安县委领导，换一句话讲，戴季英在黄安县委工作期间也成为了第七军的实际领导人。可以明确的一点是，戴季英在黄安起义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由于出色的工作能力和在革命中磨练出来的革命信念坚定，戴季英在一九三一年六月成立的中共鄂豫皖任职省委委员。在此后的工作中，戴季英出任了红二十五方面军74师政委。要知道，共产党军队的战斗力之所以强，就是因为队伍里有政委这样重要的灵魂人物，他们可以帮助队伍解决除战事以外的大部分事情。
在任政委期间，他出色完成了党下达的所有工作任务。即便是后来他因为那封信被革职时，被公开的革职报告前面也写着：“他对前期的革命工作有着相当的贡献。”
他的贡献不仅仅是领导人民战斗，还有在土地革命和长征期间由他发动参加土地革命的农民和由他发动参加红军长征的青年不计其数。在扩展红军影响力的革命工作者里，他可是说得上是首屈一指的人物了。
有一件关于戴季英不得不提的事情就是红军在第四次“反围剿”中失利，中共中央委员会决定向西撤退。戴季英主动坚持留在鄂豫皖不断与反动势力斗争，并且一直保持着红军在鄂豫皖地区的影响力。可以说，戴季英保留了红军在鄂豫皖的革命种子，且把种子浇养成了一棵可以遮风挡雨的参天大树，在这一时期的敌后工作中，戴季英的表现是可圈可点的。
他在敌后进行艰苦卓绝的游击斗争，总是不顾危险亲自去到每一个地方部队。他在地方部队都亲自召开会议，与地方部队的干部和士兵深入交谈，了解到他们每一个人的难处，并且想办法解决。
与此同时，他也非常关注地方部队干部和士兵的思想情况，为他们宣讲马克思主义，宣传革命信念，打游击、过艰苦日子都是为了战士们和战士的家人们能够过上吃饱饭、穿暖衣的太平日子，不让国民党反动派和外国帝国主义继续压榨普通百姓。这些道理都非常的通俗易懂，但是他需要不厌其烦地为每一个不了解共产党革命思想的人阐述。
就是这些看似一件件不起眼的小事，变成了红军战斗力强悍的根本。因为红军战士们是为了自己的幸福生活而努力奋斗。
在此前，戴季英还指挥了“郭家河战役”。国民党某部来到大别山换防，戴季英得知消息后，当机立断调兵准备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结果证明戴季英的指挥才能非常优秀，不仅“颇有诸葛之风”，还有“子龙之勇”。战斗中他带领战士们冲锋，顶着枪林弹雨给予敌人迎头痛击。全歼国民党两个团，红军战士仅仅伤亡三十余人。击毙其团长马兆图，俘虏两千余人，收获的机枪、迫击炮、长短枪大大增强了鄂豫皖敌后根据地的军事力量。
因“郭家河战役”的大胜，戴季英荣升红二十五军的军政委，也依旧任职74师的政治委员，同时成为了湖北东北方向的游击总司令。戴季英不到而立之年便有此成就，可以算得上是年少有成了。
好像所有的悲剧故事都一样，发展到了美好的地方，故事情节就急转直下。戴季英在随后的革命工作中好像变了一个人，他不再是那个关心战士的戴政委，而是有了军统戴笠的作风。戴季英在红四方面军严格执行王明的左倾路线，在红四方面军里搞可怕的“肃反运动”。最严重的一次是他将昔日并肩战斗的四十九个战友都抓起来拷打，有一个连指导员好好地干着革命工作却被抓来拷打，打不出口供还被用刑。到最后也没有得到一张口供，因为这四十九个人全被杀了。
1934年，红军被迫长征，红二十五军自然也跟随大部队踏上了艰苦的长征之路。在长征路上，红二十五军的英勇作战牵制了国民党军队的二十多万兵力，减轻了许多红军主力在长征中的压力。
但是在红二十五军长征之初，追击红二十五军的国民党部队是后来华清池事变中与张学良合作逼蒋抗日的杨虎城将军所部。杨虎城将军担任国军将领，身不由己，对蒋的命令不得不听从。但是他并不想与同胞自相残杀，他派出的部队是由地下党员张汉民带领的警备三旅。
警备三旅在追击红二十五军的过程中慢慢悠悠，并不紧赶，若是红二十五军有情况耽搁了前进，他们还会驻扎在原地等一等；若是得知红二十五军缺少了什么物资还会派人私下送过去，甚至是当时所有部队都紧缺的电台，张汉民也会要人从上海买过来交给他们。
本来这样一路你追我赶相互帮助，应该能成为长征路上的一段佳话。可是戴季英却设计将警备三旅都俘虏了。他问警备三旅中的地下党员都有谁，旅长张汉民带着二十多个人站了出来，都被戴季英以叛徒之名枪毙了。事后是周恩来总理亲自向杨虎城将军请罪才得到谅解，新中国成立后那二十多位党员也被追认为烈士，这也是戴季英后来坐牢的缘由之一。
再后来戴季英跟着红二十五军一路打仗一路做着宣传工作，毛主席在红二十五军走过的地方受到了热心接待，也称赞过这是红二十五军的“善果”。奈何善于搞政治宣传工作的戴季英却热衷于“肃反”，红军长征行进到了陕北，戴季英又搞了一出“迫害刘志丹”的大戏。在他的刑讯逼供下，不少人写了假口供，搞得红军内部乌烟瘴气，众人皆说：“刘志丹同志是领导革命的老同志了，呕心沥血多年才把根据地搞得有声有色，他怎么会是叛徒呢？”
搞“肃反”昏了头的戴季英怎么可能听得进，还是一意孤行想要杀了刘志丹，最后是毛主席亲自发下指令：刀下留人。周总理下场调和：搞政治工作一定要认真，砍头不是买菜，头掉了就接不回去了。
事件以刘志丹被释放官复原职，戴季英被撤职且处以党内警告而结束，这件事可以说是戴季英引以为傲的政治工作上的一大败笔。
被撤职的戴季英不久后又被起用，因为抗日战争爆发了，国家急需人才。他被派往新四军所属的红二十八军任职副司令员。与司令员高敬亭协作抗战，虽然二人有些龃龉，但面对国家大义还是摈弃了前嫌，在游击战中取得了不小的胜利。
戴季英带领部队打游击是一把好手，在搞统一战线上的能力同样不容小觑。当时国共合作已成定局，蒋介石却又在1939年抗战最艰难的时候掀起反共浪潮。戴季英知道后，立即通电他所在根据地的社会各界，舆论的天平直接倾向了共产党，在与其根据地邻近的李品仙部尴尬万分，却也不敢直接下手。
后来戴季英一行数十人前往延安参加会议，达到延安后才知道。皖南事变，叶挺将军等人也被国民党逮捕而后杀害了。自此起，戴季英就一直留在了河南地区继续进行抗日工作。期间，毛主席也对他的一些工作表达了赞赏。
1946年国民党公然撕毁双十协定，出兵进犯解放区，戴季英与王树声合作，带领中原各部队与国民党周旋，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解放战争胜利后，新中国成立，中央委派戴季英担任开封市长一职，本来是希望它能够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做出一番成绩，为新中国的革命事业再添新砖。
他却觉得自己劳苦功高，再不济也该是个省级领导才对，于是消极对待工作，更过分的是还在市里开展工作时倚老卖老、阻碍工作的正常开展。终于1951年他写了一封信上交中央，向毛主席说自己要一个更大的官位，他满以为自己会收到一个满意的答复。
殊不知毛主席平生最痛恨的就是自以为有功，不专心于革命事业却在官场上积极踊跃的人，于是1952年的《人民日报》上，公开了中央对戴季英的处罚：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永不录用。从这以后，戴季英好似隐士一般隐居了，直到1959年，他在“肃反运动”中的错误又被提及，这位资历颇丰、功绩不小的前开封市长被关进了监狱。
这一进去却又恰好地躲过了1966年-1976年这十年的动荡不安，也不知是祸是福了？时间的车轮又去到了1984年，不少人请求中央为他平反。戴季英在这一年得以恢复党籍、享受省级干部的退休待遇，也不知这算不算是他得偿所愿了。
赋闲在家的十余年里，有二十五军的老人去询问戴季英撰写二十五军军史的事情，他听后开怀大笑，红光满面的为来人指导二十五军的军史。他也许真的很开怀吧，毕竟在二十五军的工作是他一生中的高光时刻，回想起来应该内心十分的愉悦，不会背负在红四方面军错误的进行“肃反运动”的包袱。
戴季英一生功过分明，前期对中国工农红军对土地革命的贡献都会被公正地记录在历史上；他在“肃反运动”中对战友的迫害也会被公正地记录在历史上。不知他晚年有没有懊悔自己写信要官的错误决定，懊悔一时的失足，唏嘘不能参与这个伟大时代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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