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3月19日，在渡江战役前夕，当时的上海已经是风声鹤唳，国民党守军为了守住上海，开始严格封锁市区各交通要道并遍布岗哨，规定青壮年男子一律不许出入市区，就连妇女也要严加防范。
当天清晨，两个穿着时髦，还烫着头发的女人带着一个还在襁褓中的小孩，来到上海火车站。
按照规定，进站的人必须有相关证件才能上车，两个女人拿出证件后，负责站岗的宪兵依然斜着眼上下打量着她们。
在进行例行检查后，还想要继续搜小孩的襁褓，当时正是初春的早上，真是乍暖还寒，按理来说是不应该把婴儿的襁褓打开的。
倒是抱着孩子的那个妇女，不等宪兵吱声，就主动打开包裹孩子的小被子，然后故作夸张地对身旁的另一个妇女抱怨说：“你看，我说在车上换一次尿布，你说不用，瞧，屎都出来了。”
说完就让她拿纸擦屁股，另一个妇女一边拿纸，一边抱怨说：“谁让你没完没了地给他喂吃的，小孩子是直肠子，那还不是吃了就拉嘛。”
宪兵看了一眼，被子里全是黄灿灿的宝贝旮沓，立马捂着鼻子打发她们走，让她们到没人的地方收拾，别在这里擦了。
等到她们走进车站，瞧不见站口的宪兵，才舒了一口气。
这名抱着孩子的妇女叫丁宁，另一位是她的搭档叫庄佩林，她们此次离开上海的目的地是南京，任务是将上海市区国民党守军的兵力部署、工事构筑、火力分布等情况绘制成详细的图纸交待南京地下党的手上，然后再转交给解放军。
除此之外，丁宁还要为南京地下党组织带去经费和帮助建立地下电台。
丁宁是一名优秀的译电员，曾在延安中共中央机要科译电组担任译电员，1946年受周恩来派遣，随中共上海局领导钱瑛到上海从事地下工作。
在出城之前，丁宁的丈夫程浩想到了让丁宁带着孩子，把情报和密码放到孩子的尿布中，一旦出了事，让她们拼死也要撕毁尿布，保守党的秘密。
这是一个相当危险的工作，当时国民党军队已经对全城实行宵禁，在大街上，每天都有人被杀，只要有嫌疑，就有可能被逮捕。
尤其是在3月17日，上海局秘密电台所在地遭到国民党特务破坏，党中央指示上海地下党撤退，但是他们认为上海即将迎来解放，必须留下来配合解放军，因此决定派人到南京建立电台。
中共上海局为了与三野司令部和南京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想了许多办法都没有成功，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丁宁挺身而出。
党组织之所以同意让丁宁执行任务，是因为丁宁是经过白区工作考验的老同志，又懂得译电操作，所以由她带着上海局的另一位同志庄佩林，到南京以后，由丁宁教庄佩林译电。
就这样，两个年轻的女子带着襁褓中的孩子，冒着生命危险出城了，4月7日，她们闯过层层关卡，终于顺利到达南京。
到了南京之后，与丁宁接头的人是南京地下市委委员史永，史永见到丁宁和庄佩林领着孩子，又惊又喜地说：“听说上海宵禁，我们正担心密电码怎么送出来，没想到，上海地下党派的是女同志，还带着孩子，了不起。”
丁宁很快开始执行任务，当天，他们赶到长江边三野司令部临时接头地点。
当同志们听说丁宁是把情报藏在孩子的尿片中带出上海的，又是赞许又是敬佩，还有点后怕，都说：“咱们的小家伙给解放南京立下大功了。”
在丁宁的帮助下，到南京的当晚，三野与上海的电报网络就建立了起来，在上海的同志收到了三野司令部的电报，也同时得知丁宁顺利完成任务，十分高兴。
陈修良
第二天丁宁与南京市委书记陈修良在约定的地点见面，丁宁将从上海带出的两根金条交给了她，以作为经费。
正是因为有了丁宁冒险带出来的情报，解放军三野迅速补充了作战方案，并以此拟制了炮兵火力计划。
1949年5月23日夜晚，解放军向上海市区发起总攻。
尽管上海市区的高大建筑特别多，人口又很稠密，然而解放军的炮弹就像长了眼睛一样，完全躲开了居民区，全部落到了国民党守军的工事上。
随着一声声巨响，国民党在之前构筑的以为坚不可摧的防御工事被炸得稀碎，解放军攻城各部队随即多路直插市区追击逃敌。
很快，丁宁与程浩全家人在上海解放后团聚，不久他们接到中央发来的电报，电报的内容是：“速来北平，到组织部报到，工作、学习。”
根据发报的童小鹏说，这是周恩来副主席亲自布置的，得知这个情况，丁宁和程浩都十分激动。
那么，丁宁有着怎样的历史，为何周恩来这样器重她？
丁宁原名叫穆文华，曾用名李冰玉，丁宁是她从事地下工作时用的名字。
丁宁出生于冀中地区一个爱国志士家庭，她家本来十分富有，她父亲穆向荣拥有良田不计其数，然而全面抗战爆发后，华北沦陷，穆向荣做了一个十分大胆的决定，那就是把家里的良田全部变卖，然后在村子里建了一个小学，除了教孩子正常的读书识字，主要向孩子们灌输抗日思想。
当时很多人都读不起书，但是穆向荣却表示：“只要拥护抗日，无论贫富，都可以来上学，不能让孩子们忘了自己是中国人！”
他的这个举动，让周围的村庄的人十分感动，纷纷把孩子送来读书，这所学校也成为远近闻名的新式学校。
在日本人知道了此事后，十分生气，对穆向荣恨之入骨。
1942年5月，日军发动“五一”大扫荡，把穆向荣当作为八路军做事的人，抓了起来，逼着他带领全村的人修炮楼。
让他去给日本人建炮楼来打中国人，穆向荣是死也不答应，日军就开始上了酷刑，各种刑具轮番上阵，又饿了他四五天，把穆向荣折腾个半死。
当时穆向荣已经走不动路了，还是那些乡亲们用牛车把他拉回家的。
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穆向荣的三个子女也都先后参加到抗日救亡工作中来。
老大穆兆泽，在参加革命后，担心被报复，就随母亲改名叫丁冠英，是兄弟姐妹中最早参加抗日斗争的，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八路军开赴敌后建立冀中根据地后，穆向荣就把大儿子送到根据地，从事教育工作。
穆向荣的老二穆文卿，在父兄的影响下，于1941年参加革命，并在抗大二分校附中、抗大七分校女生大队一队学生，后来一直在延安从事医护工作，1948年，毛主席率领中央机关撤离陕北，穆文卿还作为特别护理跟随部队到达西柏坡。
相比于哥哥姐姐投身于革命，丁宁也不甘于落后，早在15岁时就被选为村妇女抗日救国会副主任，并担任抗日小学教员，专门组织妇女群众识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
1941年，她与姐姐一块报考抗大二分校附中，并参军入伍，因为一门三子女全都从事革命工作，丁宁兄妹三人也被当地人誉为“穆氏三杰”。
1945年6月，丁宁从抗大毕业后，调到延安中共中央机要处，在接受了三个月的培训后，被分配到机要科译电组，担任译电员，机要科科长是程浩。
正是在这里，丁宁收获了自己的爱情，两个年轻人在一个科室里，有着谈不完的话，还算彼此欣赏，但是谁也不好捅破这层窗户纸。
有一天，机要处处长就跟丁宁说：“程浩要调走了，你们结婚吧。”
丁宁一脸迷惑，完全搞不清楚状况就说：“我俩什么也没有说过，怎么就结婚呀？”
处长又说了一句：“回去考虑考虑吧！”
回去之后，丁宁认真地考虑了这件事，当时程浩23岁，小伙子很有干劲，而丁宁21岁，两个人年龄相当，有着共同的革命信仰，又相互吸引，因此，丁宁同意了。
1946年1月12日，经过组织部的批准，丁宁和程浩结婚，中央机要处还为他们举行了简单而热闹的婚礼。
在他们结婚后，当时正处于国共和谈期间，由国民党、共产党、美国三方组成军事调处执行部，在谈判过程中，需要用电报与中央联系，因此组织部原来是计划安排程浩和丁宁一块去北平协助叶剑英工作。
但是情况却发生了变化，因为工作特殊，那边只要男同志，不要女同志，这就犯了难了。
程浩是机要科科长，业务能力强，之前又是负责晋绥战区的译电员，非常熟悉情况，上级自然是希望程浩能去。
然而按照工作要求，只要男，不要女，那丁宁就不能去了，为革命工作，应该是克服家庭的影响的，只不过他们刚刚结婚每到一天就分离，谁都不忍。
恰好当时，周恩来副主席从重庆回延安汇报工作，得知了情况，就说道：“我用一个换两个如何？程浩夫妇跟我去重庆中共代表团，我这边去一个单身的。”
周恩来副主席都如此说了，叶剑英也就同意了，就这样，程浩和丁宁有了跟周恩来一块工作的机会。
因为要进入到国统区工作，程浩改名为程浩（原名是陈慧连），丁宁改名为丁宁。
1946年1月29日，周恩来率领包括程浩夫妇在内的代表团从延安出发赴重庆，由于天气恶劣，当晚飞机降落到西安。
第二天早上，飞机再从西安飞往重庆，刚开始的时候，飞机飞得又快又稳，大家在飞机上能够眺望地面。
突然，飞机在飞越秦岭时遇到一股强烈的寒流，机翼和螺旋桨都结了冰，不一会儿，机身也蒙上了厚厚的冰甲，飞机就快要失去动力，正在向下坠去。
眼见着飞机就要撞到一个山尖上了，机长就让机械师打开舱门，把行李往下扔，好减轻飞机的重量，并要大家背上降落伞包，做好跳伞的准备。
大家正忙着，忽然听到一个小女孩的哭声，周恩来听到后，立刻站了起来，看到是叶挺将军的女儿叶扬眉在哭，此次去重庆，是要去见自己的父亲叶挺。
原来是她的座位上没有降落伞包，周恩来立马解下自己的伞包给叶扬眉背上了，还亲切地鼓励她说：“孩子，不要哭，要像你爸爸那样勇敢、坚强，同困难和危险做斗争！”
所幸，飞机很快冲出了寒流，危险过去了，当天中午又飞回西安办事处。
办事处的同志们给大家准备了晚餐，大家聚在一起议论纷纷，对飞机上的惊险场面心有余悸。
正在大家聊天的时候，周恩来也走了进来，亲切地和大家打招呼，并加入了聊天当中，大家继续说着自己的感受。
周恩来听了之后，耐心地跟大家讲解应对飞机颠簸的经验，大家都知道周恩来因工作原因，需要经常坐飞机，所以十分佩服他的勇气。
他亲切地关怀，也让大家感觉很愉快，在飞机上的恐惧也在一瞬间烟消云散了。
周恩来还一个一个地询问，大家的身体怎么样，有不舒服的一定要说出来，他知道程浩和丁宁还是第一次坐飞机，因此十分关怀地对丁宁说：“小鬼，你害怕没有？”
丁宁就说：“我没害怕。”
周恩来没有想到一个小姑娘第一次坐飞机，遇到险情，竟然会不害怕，因此又问道：“为什么没害怕？”
丁宁就回答说：“当时并不知道发生了危险，我就注意到小扬眉在哭，还听到李金德说‘我抱着你，我们两个一块儿。’我还不知道要跳飞机，心想他俩一块去哪里？”
周恩来听后哈哈大笑，然后对大家说：“丁宁同志说得好，不知道就不害怕了，这也不错。”
经过这一件事，周恩来对丁宁的印象十分深刻，认为她心理素质好。
和谈期间是紧张的，在艰难的环境中，周恩来率领代表团与国民党据理力争，取得了重大的成果。
1946年4月8日，中共代表就国共谈判中关于部队整编等重要事项，必须回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因此就安排王若飞、邓发、叶挺一家等13人，搭乘美方飞机回去。
丁宁本来是不在此次回去的名单中的，但是丁宁当时刚刚怀孕，要到医院检查身体，因为顺路，邓颖超就让她搭乘送同志们去机场的车。
那时候的条件并不好，尽管都是高级官员，甚至还有叶挺这样刚刚释放的名将，大家坐的还是一辆卡车。
为了减少颠簸，大家就把行李放到下面，同志们坐到了行李上，这无异于拉近了大家的距离。
王若飞见丁宁是个女孩子，又怀着身孕，主动招呼她坐下，并嘱咐她多保重。
卡车启动后，为了活跃气氛，王若飞就给大家讲了自己在苏联留学时发生的一些趣事，又讲述了在狱中如何与敌人斗争，又把特务耍的团团转的事情。
王若飞
丁宁听着，十分佩服，自己在心底里也暗自加油，假如自己有一天遇到了这样的处境，一定要向王若飞同志这样。
就这样，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在短短的路程当中，交流得很开心，都把彼此当作朋友。
还没有聊得尽兴，车就快要到机场了，这时候一旁的邓发看丁宁正听得入神，就说道：“小丁，快到机场了，你跟我们回延安呀？”
大家都被逗笑了，因为邓发曾任中央党校校长，所以丁宁就说：“邓校长，这会儿叫我回延安就好了，我真想回延安呢！”
到了地方，大家紧紧握手，依依不舍，王若飞说：“小丁，延安见，下次见面接着给你讲。”
丁宁临走的时候，还走到叶扬眉的跟前安慰她说：“这次有你父母陪同，坐飞机不怕了。”
然后她又走到叶挺将军身边，感谢叶挺将军之前给他们发的糖果吃。
为了迎接叶挺将军，中共中央最高领袖毛泽东、朱德等人，都来到延安机场迎接，可是他们等到了傍晚也没有消息，两天后才得到噩耗，叶挺将军乘坐的飞机在山西省兴县东南80里的黑茶山坠毁，机上人员全部蒙难。
丁宁和中共代表团的同志得知消息后，都十分难过……
1946年5月，国民政府要还都南京，中共代表团也要随着国民党到南京继续去谈判，这一路依然很艰难，由于代表团人数多，采取分批去南京，一部分同志乘船，一部分同志乘飞机，因为丁宁有孕在身，组织上照顾她，就让她坐飞机去了。
坐船去的同志很辛苦，途中还因撞船，报务员叶晋之不幸坠江牺牲。
到达南京后，周恩来将机要科人员安排在他的办公室楼上。
因为机要科要24小时不停的工作，为了不影响周恩来夫妇休息，大家在晚上工作的时候，都自觉地光着脚。
当时已经开始入伏，南京的天气十分炎热，一直在北方成长生活的丁宁根本不适应，尤其是机要科有着严格的组织纪律，在国统区工作时，为了保密，不准开窗户，还要用很厚的窗帘遮着。
当时有男同志为了凉快，直接把脚泡在凉水盆里，甚至是打着赤膊，但是丁宁怀着孕，又是女生，自然无法这样取凉了。
有一天，邓颖超敲门进来，看了同志们的状况，没有说话，转身就走了，没过多久，周恩来副主席和邓颖超就一块来了。
他们手里拿着大茶壶和杯子，两人乐呵呵地进屋，丁宁的丈夫程浩赶快接过他们手里的东西，有点不好意思地说：“副主席，您瞧我们这样，太不文雅了。”
几个男同志慌忙找汗衫往身上套，邓颖超立马拦住大家说:“辛苦了，这么热的天，大家休息休息，先喝点菊花茶，解解暑。”
“你们是干保密工作的，要注意安全，我住在楼下，给你们放哨！”周副主席风趣地说，也让大家压抑的心情变好了。
此后，邓颖超就经常来给大家泡菊花茶，煮绿豆粥喝，大家关系处得很好。
当时谈判并不顺利，大家都很担心，这时候丁宁的肚子却一天天大了起来，代表团里面的几个大姐姐就来帮忙，告诉她一些育儿知识。
丁宁第一次生孩子，也不会做小孩子的衣服，邓颖超见了，就把她的几件新旗袍拿出来，帮她缝制婴儿穿的衣服。
1946年10月4日，丁宁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邓颖超十分高兴，兴高采烈地跟大家宣布：“今天，我们中共代表团又增添了一位新成员。程浩与丁宁的孩子出生了。”
后来周恩来副主席和邓颖超还到医院去看望丁宁，他们高兴地抱着孩子，不停地用手抚摸他的小脸蛋。
丁宁趁着机会就让他们给孩子起个名字，邓颖超想了一会说：“这是革命的宝贝，就叫宝宝吧。”
在丁宁生下孩子后不久，不好的消息就传来了，国民党在1946年11月召开了一手包办的伪“国大”，准备建立独裁政府，一意孤行发动内战，国共关系破裂，和谈失败。
中共代表团也随即解散，而代表团的成员也被安排到需要的地方去，程浩和丁宁被安排到中共上海局，从事译电工作，帮助他们把情报传递到党中央。
上海是国民党最为看重的大城市之一，想要在这里开展地下工作十分不容易。
程浩负责译制党中央来往电报，而丁宁则因为要照顾孩子，不能从事忙碌的工作，但是也因为有孩子的缘故，隐蔽性更强，不容易被发现，所以就担任机要交通工作。
虽然此前没有做过交通工作，但是丁宁却十分有信心把这项工作做好，为了安全起见，大家都是单线联系，以免暴露后不牵扯出更多的同志。
与程浩、丁宁对接的这条线就是电影《永不消失的电波》主人公原型李白。
李白原名叫李华初，是一名参加过长征的老无线电通讯能手，早在抗战时期，就在上海搭建秘密电台，将大量情报传递到延安。
在抗战胜利后，李白继续在上海从事党的秘密电台工作，以往我们都认为电台在传递情报的时候，都是直接传递的内容，实际电台工作者传递的都是电码。
这种电码是一种复杂的通讯语言，需要密码本翻译过后才能读懂内容，而程浩和丁宁则是负责译电的，将电码转换为正常内容。
程浩的工作流程是，李白收到党中央的电报后，交给程浩译电，而上海给党中央的电报，也都是经过程浩译成电码后，再送到李白电台和秦鸿钧电台，再发往中央。
因为李白与程浩没有在一起，负责传递电码的就是丁宁和李白的妻子裘慧英，她们两个人也是单线联系，不固定传送，以防万一有人被捕，暴露组织，造成更大范围内的损失。
根据丁宁后来回忆，她们接头的地点大多在虹口公园门口，距离李白住所不远。
在程浩夫妇与李白夫妇的配合下，大量情报从上海被传到党中央，让解放军在战场上能够有更多的消息来源，然而他们的行为却引发了在上海国民党特务的恼怒，他们加紧了对上海地下情报网络的破坏。
到1948年秋，国民党特务为了防止有秘密电台工作，一到晚上就采取居民用电管制，居民区随即漆黑一片，等到白天的时候，又会有大量的特务和军警巡逻，这些都让李白与程浩的情报工作难度加大。
国民党特务头子毛人凤为了破获中共在上海的电台，特地弄来一辆美国最先进的电台测讯车，用来确定中共地下电台的位置，李白秘密电台的位置很快被锁定。
1948年12月30日凌晨，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的人最终找到了李白的家里，尽管李白收藏了机器，但是敌人还是发现了，并当场将李白逮捕。
敌人对李白进行了连续30多个小时的刑讯逼供，然而李白却没有交待任何信息，敌人见硬的不行，就把他的老婆裘慧英和儿子带来，威胁李白，李白依然不为所动，敌人只好又把裘慧英和孩子给放了。
在李白被捕后，上海地下党组织还不知情，当天，正是丁宁与裘慧英接头的日子。
清晨的时候，丁宁按照约定的时间来到虹口公园，却没有发现裘慧英，接头的时间越来越近，丁宁十分焦急，知道可能出了事，于是转身就往回走，她隐隐约约就感觉有人在跟踪。
多少年之后，丁宁回忆起这个场景依然胆战心惊，她不敢回头看，只能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加快脚步，东拐西绕，走了好久，确定没人跟踪才回家。
尽管她意识到了危险，但是因为有重要的情报要传到党中央，必须要通过李白的电台，因此在接下来的三天，丁宁都冒险来到虹口公园蹲点看看，却始终没有见到裘慧英。
在第三天，出现了意外，正当丁宁在接头地点跺步的时候，却发现一名特务。
一段时间以来的交通工作，早就让丁宁养成了谨慎的工作习惯，当时公园的人很少，于是她总是装作漫不经心地样子打量着周围的人。
她看到附近有一个人鬼鬼祟祟地盯着她，她就知道不好，然后嘴里哼着戏文，慢悠悠地地往公园外走去。
果然，之前鬼鬼祟祟的那个人就开始跟着她，她加快脚步，那个人也加快脚步，她慢下来，那个人也立刻慢下来。
丁宁一想，坏了，这个人肯定是特务，现在还没有开始抓她，那是因为想要抓到她后面的“大鱼”。
在短暂的时间里，丁宁冷静地分析，一定要设法甩掉他们，即使甩不掉他们，也不能把“尾巴”带回家，她就在外面带他们兜圈子。
她想如果自己在规定时间内不能回家，程浩他们一定会知道出事，就会有所防备，假如自己被捕了，一定要咬紧牙关，不能出卖自己的同志。
想到这里，丁宁也就不害怕了，甚至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走着走着，她开始向电车站跑去，那里人多，特务也不方便下手。
特务一看丁宁开始跑，也开始追，丁宁在车站等着车进站，就在车快要进站的时候，她突然转身过来，正好与特务打个照面。
不待特务反应过来，丁宁就大喊一声：“流氓，耍流氓呀！”
因为电车要进站，向车站涌来的人也多，听说有人耍流氓，都围了过来，这个特务本来就贼眉鼠眼的，不像好人，大家立刻围了过来，质问他是怎么回事，然后说道：“光天化日，好大胆！瘪三，打流氓呀！”
你一言，我一语，就开始推搡了起来，特务只好解释自己不是流氓，是在执行任务。
大家就问：“既然你不是流氓，那你是什么？”
这个特务刚想说自己是特务，又收回去了，当时老百姓对特务的意见特别大，他怕自己说出来，老百姓再把他给打了，于是也不说话，就把手枪从腰间拿了出来，意思是自己在办案。
老百姓一看这家伙有枪，也不敢再起哄了，才逐渐散开。
等到特务再去找寻丁宁的时候，发现人不见了，原来丁宁早就趁着人多的时候挤上了电车，等特务掏枪的时候，电车都已经开走了。
丁宁不敢大意，故意多坐了几站，确定无人跟踪后，才换车回家。
等到她回家的时候，发现时任中共上海局副书记的刘长胜正在家里，和程浩一直在等她回家，以为她出了什么事。
当丁宁把这些事情讲完之后，刘长胜分析说：“李白同志一定是被捕了，他太太也一定受到特务的监视。现在看来，李冰玉（丁宁的化名）同志应当马上转移。”
3月17日，上海局另一个秘密电台遭国民党特务破坏，报务员秦鸣钧被捕牺牲。
党中央和华东局非常关心上海地下同志们的安危，让他们撤出上海，但是刘长胜却认为渡江战役即将打响，上海地下党工作繁重，要迎接解放军入城。
但是上海此时无法与党中央联系，刘长胜与程浩商量后，决定将党中央的电报和情报尽快送往南京，帮助南京地下党组织建立地下电台，最终由经验丰富的丁宁承担了这个任务。
于是就有了文章开头，丁宁和庄佩林带着孩子，智闯国民党宪兵检查的一幕。
渡江战役发起后，南京和上海相继解放，周恩来安排程浩和丁宁前去中央报到，工作、学习。
程浩受中央组织部调遣，到北平中共中央统战部秘书处机要科任译电员，1953年，丁宁受中央统战部派遣到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研究班学习，毕业后在中共中央办公厅档案局档案处担任处长，此后与程浩一直在档案系统工作。
1983年离休，离休后依然发挥余热，从事抗大二分校校史的编辑工作。
然而人们不会忘记这对曾为中国革命作出贡献的夫妻，2015年8月，丁宁和程浩被授予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
2020年6月19日，丁宁因病医治无效，于北京逝世，享年95岁。
丁宁老前辈为革命做了很多的贡献，但是很少当人说起，并且刻意低调，人们都知道《永不消逝的电波》的主人公李白，却很少有人知道跟李白一块工作的丁宁。
在丁宁去世后，还告诉家人，丧事从简，不希望给政府增加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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