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国民党军队正从四面八方一步步逼近中央苏区的中心地带。此时的蒋介石已经布置下了周密的“铁桶合围计划”，试图将中央红军一网打尽。
但是就在这一秘密计划宣布的第二天上午，一位“教书先生”正马不停蹄地向江西瑞金赶去。一路上，为了躲过国民党的侦察，他晓宿夜行，穿山越岭，经历多天跋涉，已是饥饿、疲困交加。他便是为了传递这个重要情报而乔装的地下党员项与年。
眼见途经的村庄全部都驻有“进剿”的敌军，进出苏区的道路被严密封锁，项与年心急如焚。情急之下，他抓起石头一连敲掉了自己的四颗门牙。次日，肿胀的双腮让项与年看上去面目狰狞。加上多日的跋涉，头发蓬乱、衣衫褴褛的他俨然成了一个“叫花子”。
1934年10月7日，彻底“改头换面”的项与年借着这样一副邋遢骇人的装束，混过了敌人的重重关卡，来到了江西瑞金的中共中央驻地，将这份藏在字典里的绝密情报交给了周恩来和李克农。
中共中央接到这份情报后极为重视，十天后，中央红军主力的5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8.6万人踏上了战略转移的征途，也就是著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在这次紧急的战略转移中，历经艰险送出情报的项与年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但当时党内还少有人知道，在项与年的身后，站着一个冒死救下万千红军于险地，却一直不为人知的隐蔽战线英雄——国民党少将莫雄。
莫雄于1891年生在广东一个以水泥编织为业的苦寒家庭。6岁那年，莫雄的生母就去世了。父亲顶着生活压力，砸锅卖铁让莫雄进了学堂。但是仅3年后，12岁的莫雄便因家贫辍学，只好给人家放牛割草，当学徒做杂工。13岁的时候，莫雄来到广州的石室神学院当了一个小伙夫。
莫雄虽出身贫贱、经历坎坷，却年少有志。在神学院当伙夫的日子里，莫雄在学生们的帮助下，阅读了不少书籍；闲暇时分，他还常到长堤一带听革命党人的反清宣传，深受影响。
16岁那年，莫雄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加入了中国同盟会。期间，莫雄曾受命打入清廷新军执行策反任务，又先后参加了黄花岗起义、武昌起义和北伐战争，在粤军部队中屡立战功，从一个无名之辈一步步做到了中校营长。
1922年6月发生了陈炯明兵变事件，当时莫雄任广西梧州卫戍司令。得知陈炯明炮轰总统府后，忠诚拥护孙中山的他愤怒不已。刚毅正直的莫雄拒绝了陈炯明提出的高官厚禄，秘密联系了孙中山，率义师四万讨陈，平定了叛乱。
也因为这次的拥立之功，1923年2月，孙先生亲自任命莫雄为粤军少将旅长。从此，莫雄以功臣的身份密切追随孙中山，直至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不久后，蒋介石为夺军权，软禁了许崇智，并开始设计捕杀诸多粤军将领。莫雄在北伐中对蒋介石其实有过救命之恩，却也难逃此厄。
9月20日，蒋介石为夺取粤军大权，命令莫雄前去收缴粤军杨锦龙、梁士峰的武装。莫雄还不知实情，一腔热血地完成了任务，没想到蒋介石却过河拆桥，宣布莫雄“同为反革命部队”。莫雄的粤军第十一师很快被黄埔军包围，最终被蒋介石以总司令之名，强行剥夺了军权。
后来，莫雄在上海见到了许崇智，才得知蒋介石篡夺军权的内幕。也正是从那时开始，莫雄心中深深埋下了反蒋的种子。此后，莫雄先后参加过张发奎等人发动的两次反蒋活动，一心想要为粤军复仇。
1930年，莫雄在担任国民政府财政部视察期间，偶遇了旧部粤军第四军第十一师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员刘亚佛，以及严希纯、项与年、华克之等共产党人。在同他们的交往中，莫雄认识到，共产党所主张的社会主义，即孙中山致力的“新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
对蒋介石集团的黑暗已经深感不满的莫雄不顾国民党官员的身份，仍然通过中共党员严希纯正式向中共组织提出了入党申请。
严希纯向上级党组织汇报后，组织上表示十分欢迎，但考虑到莫雄的安全问题，还是建议他暂时从事党外工作。李克农回复说：
“要做一个共产党员并不困难，我们党难得的是有一个虽不是党员，但又一心为党工作的同志和朋友。”
从此，莫雄成了中共中央特科的重点统战对象，身在敌营的他开启了自己“白皮红心”的潜伏之路，而与共产党携手合作的机会也很快降临。
1934年初，莫雄经蒋介石的亲信、南昌“剿共”行营秘书长杨永泰（此人也是莫雄在旧部的好友）的推荐，出任江西省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剿共保安司令部司令。
莫雄接受这个任命后，直奔上海，找到了特科的严希纯、项与年、刘哑佛。他把蒋介石给自己的组织表和委任状摆在桌上，开诚布公地说：“蒋介石要我剿共，我就要用他的拳头打他的嘴角！假如你们信得过我莫雄，你们就派些共产党同志来与我一起干吧，我当司令，你们来当我的部下。”
组织上对莫雄也表现出了相当的信任。很快，一个以卢志英、项与年、刘哑佛等中共地下党为骨干的“剿共司令部”和专署就成立了。期间，国民党军统方面曾照例派出了一个名为谢也夫的高级特务进行监视。
当时，谢也夫也其实对常在莫司令身边的几位“官员”并不放心。有一次，他对一位被抓的年轻女共产党员实行严刑拷打，并特意在刑讯室旁的一间房里给莫雄和项与年、卢志英、刘哑佛安排了麻将局，试图观察各人的反应，却一无所获。
为了更好地自我掩护，红军方面还煞有介事地与莫雄的部队打了几仗，“仓惶败退”到别的防区。
从表面上看，莫雄的保安部队在“围剿”工农红军的过程中打了几个“硬仗”，“摧毁”了敌方的革命政权。但是事实上，莫雄的保安部队其实相当于在掩护当地革命政权有序转入地下。
除此之外，莫雄的保安部队还巧妙地将大批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送给了工农红军，外界却一点也没有察觉。蒋介石听到莫雄的第四区“捷报频传”，高兴得不得了，发出通报：“传令嘉奖，考成第一！”
但就在莫雄认为一切尽在掌握之中时，一个他所预想不到的局面出现了。1934年9月下旬，蒋介石在庐山召开绝密军事会议，功勋煊赫的莫雄被“特邀”参加会议，却在会议上听到了让他不寒而栗的“铁桶合围计划”。
“铁桶合围计划”即国民党对中共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计划，计划由 100多万国民党军部队对以瑞金、于都、会昌、兴国为中心，半径 150 公里的中共中央苏区，实行步步设防，重重包围，意欲让红军插翅难飞。
蒋介石对这次的围剿计划信心十足，表示要“毕其功于一役”。破格参加会议的莫雄看了这份军事计划直冒冷汗。这份由德国军事家提交给蒋介石的计划，无论是从严密程度还是军事力量上看，都是空前绝后的。
蒋介石的这份军事计划做得极其周密，该计划文件约有三四斤重，内有“围剿”总动员令、各种图表、150万兵力的具体部署、各战斗队的进攻路线、日程安排、战斗序列、“剿共”守则及蒋介石的语录等，每份文件上都打上了蓝色的“绝密”字样，并编排了序号，重要性可见一斑。
莫雄十分清楚这份计划意味着什么。会议一结束，他就马上就赶回去找到了卢志英、项与年和刘亚佛三人商量。他们皆震惊不已，忙问莫雄的意见。莫雄当即表态：“这么危急，你们马上将文件交给党中央！天大的事情由我来承担就是了！”
三人感激不已，以最快的速度将文件转码抄到了四本大字典里。项与年则在莫雄的掩护下，先后乔装成教书先生和乞丐，历经艰难终于跑到瑞金把文件交给了周恩来，使得红军最终在“铁桶合围计划”之前跳出了包围圈。
在红军开始长征之后，莫雄便利用自己的身份，积极帮助红军伤病员和掉队人员安全转移。
1935年3月，莫雄接到蒋介石的紧急任命，带兵前往川、滇、黔三省交界的贵州毕节“剿共”。据报，那里聚集着七八千共产党伤病员。
当时和莫雄搭档的是中央军第六十三师师长陈光中，所有打掩护的工作必须瞒过这个人。于是，莫雄看准了陈光中好色的弱点，待他一到毕节，就为其介绍了两个颇有姿色的风尘女子，整日以美酒招待，又经常用剿灭残余共党手到擒来等说辞将其麻痹。
陈光中早有耳闻莫雄与蒋介石交情甚笃，竟也一万个放心，终日安然陶醉酒色。不久后，卢志英通过地下党成功将这些伤病红军转移到了安全地带，且谎报军情称“业已肃清流窜之残匪”。
1936年2月。长征途中的红二、红六军团向黔西、大定、毕节方向转移。卢志英获悉后与莫雄商议，随即将陈光中的国民党第六十三师调离。莫雄以“围堵”红军之名将上千名保安部队调出了城，实际上却是在给红军让路。
得益于莫雄的帮助，红军在毕节期间成立了临时政权机关，扩大了工农红军的影响，毕节当时共有 5000 多名青年加入红军。除此之外，莫雄的剿共保安司令部和专署中也有不少人加入到红军的长征行列之中。
纸终究还是包不住火。莫雄一枪不发放红军过境的事很快传到了蒋介石的耳朵里。蒋介石在盛怒之下，以“守城不力”、“通共嫌疑”的罪名把莫雄关进了南京军事处监狱。
好在作为“老大哥”的莫雄在国民党内一直口碑不错，人缘极佳。在被关押了150天后，同僚陈济棠趁着两广闹独立的时机，叫张发奎和陈诚以策反两广为借口向蒋介石保释了莫雄。
但是蒋介石始终对前事心存芥蒂。往日，他常顾念莫雄是国民党元老，也顾念及对方救他一命的私情，让他三分，这次再见出狱后的莫雄，蒋介石劈头便问：“你身边为什么总是有共产党？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莫雄自知形势不妙，依旧冷静地回答：“没有这回事。”
蒋介石听罢厉声说：“没有？你司令部参谋黄什么的（意指黄贶书），他都承认是共产党了。他是谁介绍给你的？”
莫雄对答如流：“哪有人介绍，是他自己找上门来的。他以前是陈炯明粤军的一个主任参谋，是我的旧同事。”
就这样，莫雄在蒋介石面前虚与委蛇，最后让这场风波化险为夷，他虽然没有百分百取得蒋介石的信任，但总归也舒了一口气。在此之后，莫雄更为谨慎地利用了自己的职务之便为革命做贡献。
1938年8月，莫雄调任广东二十三区游击司令兼南雄县长。当时南雄监狱里关着余汉谋剿共部队抓获的几百名中共党员、红军战士及进步人士。八路军驻广州办事处主任云广英为此找到了莫雄，莫雄二话不说答应解救。三天后，在莫雄的斡旋下，这批“犯人”全部释放。除此之外，他又想方设法释放了当时已被判刑的24名共产党重要干部。
1938年底到1939年初，莫雄认识了原红十一军军长古大存，力荐其担任上校参谋长。在任期间，两人精诚合作、肝胆相照。在莫雄的掩护下，许多有志于抗日的优秀青年被招募收编，报国有门，抗日队伍渐渐地被染成了“红色”。
解放战争期间，时任韶关行政督察专员兼“清剿”司令的莫雄还特意安排好友刘强（共产党员）任少校参谋，通过刘强，将大量的枪支弹药、通行证物资、秘密情报等送到了地下党手中。此外，莫雄还特意购买了3000双胶鞋送给游击队。
1949年解放前夕，国民党疯狂杀害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广州卫戍司令、军统特务头子李及兰怀疑莫雄是共产党员，下令要逮捕枪杀莫雄，莫雄接到消息后逃往香港。
1949年10月，广州解放，叶剑英南下主政，毛泽东特意叮嘱道：“莫雄是我们党的老朋友、老同志，你一定要找到他，无论他犯了什么罪，一定要安排他的工作。”于是叶剑英当即写信给莫雄，将毛泽东的话转告给他。莫雄听了激动不已，对毛泽东称他是“老朋友、老同志”感到无比光荣。
就这样，莫雄被安排到北江治安委员会协助解放军剿匪，然后回到广州，被安排到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工作。在个人履历表上，他还原了1934年至1935年那段不为人知的个人历史。
1951年，广东土改期间，当地农民不知道莫雄的历史，上书省委要枪决莫雄，华南分局办公厅已经表示同意。时任中共广东省委统战部部长的古大存闻讯后急忙给叶剑英去电，叶剑英听罢大惊，马上电令陶铸“枪下留人，莫雄是功臣，赶紧释放”，终于把莫雄保了下来。
1956年，项与年偶然得知莫雄的情况后，立即向李克农报告，说当年给我们送情报的莫雄还活着。李克农大喜，吩咐项与年立即到广州把莫雄接到北京。
项与年在广州找到莫雄后，与他良久相拥，并亲自领莫雄找到陶铸，当面证实了莫雄在江西的那段历史。由于莫雄在革命“暗线”上的巨大贡献，新中国成立后，莫雄先后担任广东省参事室副主任、广东省政协委员会委员，省政协副主席，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等职。直到1980年，89岁的莫雄病逝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