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王朝的普通百姓所求不过是妻、子、一间小屋、能够果腹的粮食和结识的粗布麻衣，如果能有一头耕田的牛，时不时吃上一顿肉，肯定会歌颂皇帝和朝廷的文治武功。
在科技和生产力低下的古代，如此简单的需求能够满足就足以是标榜史书的太平盛世了，但实际上，古今中外的普通百姓都没有多少人有这个福气。
先说说康乾盛世经过康熙、雍正、乾隆祖孙三代的治理，清王朝迎来了中国封建历史上最后一个盛世——康乾盛世，西方称"High Qing"。
康乾盛世
表面上看，人口首次破亿，并连破三亿、废除贱籍制度，解放了社会最底层阶级、帝国版图达到空前扩张，仅次于元、君主专制达到历史顶峰，看似金瓯永固、国内生产总值占到全球三分之一多，国库财政储备充足，常年保持在6000到7000余万两，每年的财政收入高达二三千万两之多。
实际上，这是一个虚假的盛世，表面的光芒难掩其中败絮。
国富民穷。1793年，当乔治·马戛尔尼率领使团以给乾隆皇帝祝寿为名，欲通过谈判打开中国市场（却无功而返）时，他们见到的是惊人的贫穷。清朝的百姓甚至会跳到海中捞取使团丢弃的死鸡死鸭，抢夺用过的茶叶泡着喝并千恩万谢。当时普通民众一年到头不过挣得三十几两，花费却多过这个数，需要靠借债过活，一遇灾年，就会家破人亡，卖儿卖女的情景远比史书上平平淡淡地四个字要悲惨的多。
政治腐朽。主要表现在君主集权过于畸形以及腐败横行。各级官吏贪得无厌，甚至是明目张胆的贪污受贿、徇私枉法。思想上大搞“文字狱”，窒息文化和人文发展，科学技术发展一再被压制和废除，水平已经落后西方两百余年。直到19世纪下半叶，先进科学知识才从西方缓慢地介绍到中国。
军事没落。早在康熙平定“三藩之乱”的中，满洲八旗军纪已散，军力大不如前。后来，清廷战事主要依靠绿营。但在衰败的社会环境下，绿营也很快腐化：克扣军饷，兵匪勾结，贪污中饱。嘉庆还是皇太子的时候，曾随乾隆皇帝阅兵，所见到的却是“射箭，箭虚发；驰马，人堕地”的局面。马戛尔尼来到镇江观看清军的操演时发现，清方城墙濒临坍塌，士卒衣冠不整，队伍的主要装备还是弓、箭、戟、矛、剑之类的冷兵器，寥寥几支落后的火枪，也已破烂不堪。断定：“中国社会已经被卡住无法前进”，“它的繁荣已经结束”，“在这里可以轻而易举地登陆”。
经济羸弱。1757年，清政府正式实行闭关的政策，乾隆帝宣布西洋商船只准在广东的虎门一处停泊贸易，此举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错失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机会。铁和布匹这两项指标性的工业产品的总产量甚至始终未能恢复到明末的水平。直到到1840年左右，中国工业产量仅为全世界的6%。无论是总产量还是在全世界的比例，都不及200年前的明末。
贫富差距。当时的官员对于吃饭十分奢侈，每天吃几顿饭都有许多道荤菜，而大众则是吃糠咽菜。马戛尔尼来访中国所见到的房子，只有两种，一种是大富之家，一种是贫寒人家。“所经过的地方以及河的两岸，大多数房子都是土墙草顶的草舍。也有很少一些高大、油漆装饰的房子，可能是富有者的住所。很少看到中等人家的房子”。马戛尔尼的副使斯当东认为中国的贫富差距之大，是他们见过的国家中最厉害的。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无论是在繁荣的质上还是量上，清朝的盛世都具有历史上罕见的全面颓废崩溃之势。
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却因跪拜礼仪而龃龉，乾隆帝闻讯，勃然动怒，下令降低接待规格
也难怪马戛尔尼说：“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150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 “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预言它迟早会“不再有纪律和安全”，“英国从这一变化中将比任何其他国家得到更多的好处”。
马克思也曾说过：“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
再来说说更加颓废的清末，为何财政收入“独领风骚”嘉庆皇帝没能有效扭转清政府的没落趋势，甚至连康乾盛世的虚假繁荣都已经维持不住。
实际上从乾隆后期开始，全国各地不断的农民起义，较大规模的如1795年苗民起义、1796年白莲教起义、1813年天理教起义已经把清朝家底掏空了。
自鸦片战争始，清朝屡战屡败，割地赔款、出让主权，加上近代史上浩浩荡荡地太平天国起义，清政府再也撑不住了。
到了1853年，一个数亿人口、上千万平方公里领土的大国，清朝户部的存银仅22万两！
面对各地的太平军起义风潮，自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南京）后，清政府失去了最大的财税收入来源地。
太平天国起义
军事上，为了镇压起义，清政府不得不倚靠地方团练武装，如后来的湘军、淮军等，但清政府本身又不能给予任何经济上的帮助。正所谓“当兵吃饷”，没有钱是万万不能打仗的。
无奈之下，咸丰三年(1853年)厘金终于问世，清政府在形式上也不能维持康熙帝制定的“永不加赋”的祖制了。
厘金，又称厘捐、厘金税，其初定税率为1厘(1%)，故以此称之。最初一般分行厘(活厘)和坐厘(板厘)。前者为通过税，征于转运中的货物，抽之于行商；后者为交易税，在产地或销地征收，抽之于坐商。
厘金先只在扬州一带设卡征收，货物只针对贸易的大米，为的是筹措江北大营镇压太平军的军饷。
后来逐渐扩散至全国，范围也扩大为百货厘、盐厘、洋药厘、土药厘，以广西为例，征厘物品为二十九类，达一千九百四十二项，小至手帕、荷包、扇袋、及米粉、醋、蒜，均要负担厘金。总之，凡市上之物，无一不征。
更为可怕的是，在全国通行、课税对象扩大的同时，税率也不限于百分之一，有的高达百分之二十以上！最为可怕的是一卡一厘，也就是过一次关卡征一次厘金。
厘金的征收权力是下放到地方封疆大吏手中的，不仅厘金的税率、种类不一，局卡也是随意设置，如扬州至淮安不过三百里路程，中间设有八个厘卡；苏州至昆山不过五十余里，竟有四处收厘卡。真是"五里一卡、十里一局"层层盘剥，极大地限制了本国工商业的发展。
征收厘金的厘金局
团练的设立、厘金的征收，使得清朝地方大员有了军事和财政的自主权。把“枪杆子”和“钱袋子”都掌握在自己手中，逐渐形成下克上、尾大不掉的局面，以后的东南互保，以及北洋新军事实上成为袁世凯私人军队，清廷指挥不了的现象也就不会令人奇怪了。
厘金是清政府饮鸩止渴的措施，为自己续了几十年的命，最终也要了自己的命。
最悲惨的还是普通民众，厘金从开始征收，加之其他苛捐杂税的层层增加，清政府的财政收入屡创新高。
1850，清政府最高收入不过四千万两左右，到了1887年，数目翻番为8578多万两白银，到了1909年，暴涨至2.63亿两！
1912年1月初，清廷度支部公布了1911年财政收入：30191万两银子，这是个史无前例的数字，清朝财政收入破三亿。一个多月后，即1912年2月12日，清帝下诏逊位。
清末几次财政收入总额及占比
从明中期开始，康乾尤甚，自鸦片战争到甲午，乃至民国时期，中国的国力和百姓生活水平几乎是一路下滑，究其根本，其中之一就是统治阶级对百姓的横征暴敛。
长时间的盘剥搜刮、战乱破坏和掠夺，易子而食频繁出现在史书中，寻常百姓人家只有一条又脏又破的裤子，大姑娘小媳妇在白天甚至无法出门，每读至此，令人垂泪。
中华当自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