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夏季、冬季来临，总会有人感叹“热成狗”、“冻成狗”。也有很多人调侃道：“我所在的城市没有春秋，只有夏冬。”大部分人对极冷极热的天气都有体验，处在那种环境下实在不好受。而号称“中国历史上最热”的夏天出现于乾隆八年，究竟热到了什么程度呢？
乾隆写了首诗记录：“冰盘与雪簟，潋滟翻寒光，辗转苦烦热，心在黔黎旁。”众所周知，乾隆帝有写日记（诗）记录日常起居的习惯，这一年他在宫中对着奏折发愁，各地官吏纷纷上奏自己所在的区域有多热，热到引发百姓大恐慌，乾隆急得团团转，却无计可施。
祭天？早祭过了，没用，该来的热气半点不少。当时有个叫“宋君荣”的传教士正在中国游历，到了北京，他写下这样的见闻寄回自己老家：“北京的老人称，从未见过像1743年这样的高温......许多穷人和胖人死去的景况，引起了普遍的惊慌。”
各地官吏交上来的高温报告写法不同，但都指向一个事实：热灾爆发了。《天津县志》记载了五月份的情况：“五月苦热，土石皆焦，桅顶流金，人多热死。”《续东华录》记载了6月份的情况：“六月丙辰，京师威暑。”整个北方进入“烧烤模式”，连土石都被烤焦了！
历史上还出现过一次南方“烧烤模式”，时间是南宋嘉定八年（公元1215年），当时，湖南、河南、江苏、安徽一带出现了严重热灾大旱，导致“行都斛水百钱，江淮杯水数十钱”。也就是说，因为大旱，各地水源急速减少，一杯水竟能卖到10块人民币那么贵，天下水最贵！
然而，南宋年间的热旱，依然不及乾隆年间的可怕。乾隆八年夏天最高温是44.4度，在各地都有出现，远远超过了人体所能承受的范围。我们知道，温度超过40度时，在室外工作甚至行走都有很大的危险，身体素质不好的人，中暑倒地后，还不一定抢救得过来。
古代没有空调房，普通百姓又没有好的降温措施，于是那一年多地百姓生生热死，据资料统计，光京师附近热死的人数量就超过了10000人！山西《浮山县志》记载，当时北京似乎成了高温的中心，热到“道路行人多有毙者，京师更甚”，有些去京师做生意的人，一去不回。
这场高温给乾隆年间民众带来了史无前例的大灾，高温祸及的不仅是人，还有植被，许多树木焦枯死去，无数庄稼被毁；在河北，“日中铅锡销化”，也就是说金属都被晒得开始出现熔化迹象。大旱绵延千里，室外热，室内也不遑多让，在山东，“室内器具俱热”，摸着发烫。
古代没有冰箱，人们只能依靠冰块降温。乾隆诗中提到了“冰盘”，就是放在冰镇后的水果盘，至于“雪簟”，是指屋中已经被人工降过温，所以凉席不热，触之生凉。然而这样的待遇在当时岂是人人能享受到的？我们能够依靠空调续命，是因为生在了如今这样的好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