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围绕着如何实现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国共两党1937年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和南京进行了五次重要的谈判，最终在9月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其中两次庐山谈判，是指国共两党1937年6月上中旬和7月中旬在庐山举行的关于国共合作的两次谈判。它们既是1937年2月上旬到3月中旬西安谈判、1937年3月下旬杭州谈判的继续，也是1937年8月南京谈判的基础，是西安事变后国共多次谈判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次庐山谈判为1937年6月4日至15日。中共代表周恩来6月4日到庐山。第二次庐山谈判为7月13日至18日，13日
庐山谈判的主要成果国共两次庐山谈判，内容丰富，交锋激烈，互有进退。尽管谈判在总体态势上，蒋介石处于强势、“主动”的地位，双方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完全平等的谈判，但庐山谈判还是取得了重要成果，较以往谈判又前进了一步。
首先，谈判体现了国共坚持合作抗战的民族大义和正确方向。
谈判是一门既有斗争又有妥协的艺术。这个特点，在庐山谈判中同样鲜明。中共对蒋介石的诸多限制予以争论反驳，同时作出不少让步，如接受蒋介石提出的合组革命同盟会的条件及蒋介石的最后决定权，承认国民党事实上的领导地位，表示按照南京政府的要求进行改制改编。
同样，蒋介石一面对中共提出苛刻的条件，对中共的要求也一度不满，另一面也作出了一些让步，在其日记中甚至出现“为收编共军事愤怒甚盛，但能忍也，故犹未发耳”之类的记载。从谈判过程看，双方交锋固然反映两党现实政治的考量，但更突显的还是合作抗日的民族大义，民族大义自始至终主导着庐山谈判，并成为双方让步、谈判取得成果的根本原因。
其次，在两党合作形式上达成共识，保留了中国共产党的名称。
早在庐山谈判前的1937年5月29日，蒋介石便定下取消共产党名称的预想：“对共问题，如其要公开，则应取消党名”。5月31日，他在庐山“研究对共策略”，设想“组织国民革命同盟会”，作为国共合作的最高组织形式，要求共产党誓行三民主义，国共“各先取消原有党籍，重填盟约、誓书”，各派五至七人组成最高干部会，以蒋为主席，蒋拥有“最后决定权”。
在第一次庐山谈判中，他将这个方案告之周恩来。周即电告延安，中共中央在认真权衡后作出让步，原则同意，并先后提出中共的五人名单及希望作为同盟会和两党合作“政治基础”的共同纲领。
蒋介石在第二次庐山谈判中，对中共所提同盟会纲领“承允讨论”，但最后他还是打消了合组同盟会的打算，取消共产党名称的最初设想没有实现。到9月国民党正式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共取得了完全合法的地位。
第三，确定了红军改编和辖区政府组成等问题。
关于红军改编，1937年春西安谈判时，双方的差距非常大：中共要求编为12个师，10多万人；国民党提出编为2个师，1.5万人。到第一次庐山谈判时，中共提出编为4个师，蒋介石同意红军编制为3个师，照12个团编制，4.5万人。虽少了一个师，但已与中共要求的12个团基本吻合，因此得到中共的认可。
关于边区政府，双方也取得共识，即成立边区政府，政府正职由南京政府从中共推荐的国民党方面人士中择任，副职由中共推荐。红军编制数目和成立边区政府，是在庐山谈判中进一步得到确认的两个重要问题，表明国民党承认了中共军队和边区政府的合法地位。据学者杨奎松所说，第二次庐山谈判结束不到10天，蒋介石即“电催共产党人照庐山所谈在10日内改编完毕，明示南京将发表三个师的番号，及各师旅团长与政治主任名单”。
第四，蒋介石放弃了要朱德、毛泽东出洋的提议。
按照蒋介石6月上旬的预案，实现国共合作，“共党首要应离军区或出洋”，并明确提出要朱德、毛泽东出洋。这个要求，遭到了周恩来的严词拒绝。蒋虽暂未接受周的意见，在6月17日还想要“毛泽东出洋”，但最终放弃了原案，改为要朱德、毛泽东“须出来做事”。
在周恩来申述红军改编后设立的政训处主官要以“朱正彭副”（即朱德为正、彭德怀为副主官）意见后，蒋虽不同意，但在7月17日的谈判中，提出主任由周恩来或林伯渠担任，最后甚至提到可由毛泽东任副主任。这说明，蒋介石像对待杨虎城那样来对待朱、毛的设想，未能成功，在要求朱、毛出洋包括南方各游击区领袖离开问题上做出了让步。这一点，对于中共来说，其意义非同小可。
第五，蒋介石为谈判预设的对共严格方针，也多半未能落实。
5月底，蒋介石日记记有他的“对共方针”，除前述组织同盟会外，还有10条：“甲、经济从宽；乙、政治次之；丙、军事严定限制；丁、主张坚决绝对不能迁就;戊、行动须令一致;己、区域与军官仅施监察亦可；庚、勿准联合各党各派主张；辛、勿准宣传；壬、改党名，誓行三民主义；癸、领袖权责。”
6月5日蒋在日记又提及：“一、对共警告：甲、不能提不必做之言，不能做到之事；乙、绝对服从与一致，不得擅自宣传。丙、不得任意活动与组织；丁、对第三国际之限制。二、国民革命同盟会之组织。三、对倭之攻守。四、对各党各派联系之断绝。”
这些说明，蒋介石在谈判前对中共的方针，十分严苛，除了经济上从宽外，在政治、军事、对共产国际和各党派关系上，都意图对中共予以严格限制。但在谈判中，所有这些方面都有松动。
因此，其日记也出现很有意思的记载，如说“与恩来谈话，解决共党问题”，但研究共党条件“费心神，不亚于去年对倭寇与粤桂叛变之情景”；又如一面表示“对共党条件应严格规定”，一面又认为对共党要“减低目标，注重实际”；一面表示对中共主张不能迁就，一面又说“共党输诚条件亦可接受”。这些，也颇能反映蒋介石在谈判时的真实心态。
第六，蒋介石同意了释放被关押的共产党员。
在庐山谈判中，蒋介石对周恩来表示：“在狱共党可由国方开始分批释放”。蒋还同意共产党代表可出席国民大会、国防会议及解决破坏国共合作、与共产党为难者等问题。与此同时，还确定了尽快释放被关押的沈钧儒等七君子，蒋在6月17日同意“对沈等之处置，宜早解决”。
蒋介石于1937年7月17日在庐山发表《抗战宣言》
争论最激烈和未能解决的问题庐山谈判没有解决的重要问题有，红军改编后是否设立总指挥机关和正式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其中，公布合作宣言只是个时间问题，而设立红军总指挥机关则是贯穿两次庐山谈判，争论最为激烈而未能解决的问题。
否设立红军指挥机关，实质上决定着红军的指挥权，因此成为庐山谈判的核心问题。
早在庐山谈判前的3月上旬，蒋介石即定有对红军“只可编其部队，而决不许其成立军部，或总指挥部”的方针。中共的原则立场则是，坚持“红军设某路军总司令部”，最多让步为“设总指挥部”。
在第一次庐山谈判中，周恩来对此作了充分阐述。但蒋介石坚决不让步，其6月8、9日的日记记有：“共党必欲将收编部队设立总机关，此决不能允许也”“共党尚设军事总机关，余严拒之”，坚持红军改编后只设政训处，还要求朱德离开红军。
对此，周恩来明确表示不能同意，坚持设立总司令部或总指挥部，并在同宋子文、宋美龄等会谈中，再三陈述以政治名义管理军队不妥，红军改编后师以上的统帅机关应给军事名义，并通过他们同蒋介石磋商。在离开庐山回延安后，周恩来仍多次与国民党方面进行协商。
6月22日，周恩来在延安分别致电蒋介石、宋美龄和顾祝同、张冲等，重申中共中央的意见，指出如红军改编后三个师之上无指挥机关和主持人选，“实无法进行改编”，尤其是朱德的去留影响极大，希望国民党方面鉴察实情，改变处置，以渡难关。
26日，顾祝同致周恩来电转达蒋介石的意见，指出对中共意见实难同意，要求体念其处境之苦，不必斤斤计较于此“区区小枝节”。29日，南京政府再电延安，坚持只能设政训处。事实上，红军的指挥权是大问题，而不是“区区小枝节”，蒋介石如此坚持，也正说明该问题的极端重要。
因此，设立红军指挥机关继续成为第二次庐山谈判的重心。此时，卢沟桥事变已经爆发，国共合作更显急迫，但蒋介石不但仍不让步，而且竟然表示红军改编后，各师须直隶行营，政治机关只管联络，与6月庐山谈判时的意见“出入甚大”。周恩来当然不满，对蒋介石表示如此则事难做通，且恐碍此后各事之进行，再申华北炮火正浓，“寇深祸至，抗战前线使用改编之红军，当在不远。编整训练，万难无兼筹并顾之统率机关。”
在蒋坚不退让之下，中共于7月17日提出从大局出发，红军改编后平时可设政训处指挥，以朱德、彭德怀为正副主任，但战时不能不设指挥部，以资统率。但这些都未能让蒋改变主意，致使第二次庐山谈判匆匆结束。直到8月，由于日军进攻形势严峻，蒋才接受中共主张，红军的指挥机关、军队序列和统帅人选等遂得到圆满解决。
庐山抗战纪念碑
国共庐山谈判是西安事变后双方一系列谈判曲折推进的重要环节，虽然没有最终签订协议、完成合作，但有重要的阶段性成果，是谈判最终成功、第二次国共合作最终实现的必要步骤和重要过程。
中共中央对庐山谈判十分肯定，第一次谈判后即作出了“国共合作渐趋明朗化”的判断，“党中同志极感兴奋”。1941年，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病逝时，周恩来发表感情深切的文章，谈及庐山谈判的功绩：一登莫干，两至匡庐，“两党得更接近，合作之局以成”。庐山谈判在国共第二次合作史和民族抗战史上，无疑具有重要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