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毛泽东早早就提出特赦战犯，可当时反对的人太多了，党内干部反对、各党民主人士反对、人民群众更是强烈反对。
此时一直拖到1959年，要举办国庆十周年庆典，毛泽东又建议特赦监狱里的战犯，这不仅是战犯功过和思想改造的问题，还要考虑台湾问题。
据《沈醉回忆录——战犯改造所见闻》一书记载，那是在多年之后，傅作义私下里跟大家聊天的时候透露，毛泽东想特赦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但共产党很多人有意见。
尤其是特赦范汉杰的时候，原第十九路军出身的干部坚决反对。
何止是第十九路军？战犯原本就是阶级仇人，又是亲属和战友的仇人，国仇家恨都在，才仅仅关押了十年左右，本该严厉惩罚才对，为何要把仇人放出来？
范汉杰当年的血仇还没有清算完，没有判死刑，已经是最大的仁慈。
（国民党陆军中将：范汉杰）
直到特赦第二批战犯，周恩来亲自出面说情，讲了许多道理，才勉勉强强放出了范汉杰。
若非周公出面的话，范汉杰指不定要被关到多久呢。
而本篇文章要带来的内容，便是回顾毛泽东为特赦战犯，所经历的艰难。
一，群众反对，干部反对，五年不大赦在我国，战犯意思就是内战罪犯，最早是解放战争中期，毛泽东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要审判以蒋介石为首的内战罪犯。
到解放战争中后期，我军连续取得胜利，形势一片大好，于是明确了“12条罪恶”其实说白了就是战争罪。
起初战犯名单有一百二十七人，涵盖了军事、政治、特工……经过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审批，公布了四十四人，后来又把黄维加了进去。
解放后，经审判犯战争罪的人有九百二十六名，除四十六名行政人员之外，剩下的都是军事战犯，分别关押在北京、辽宁、陕西、山东的各战犯所。
大陆完全解放后，因为国民党败退台湾，所以中共认为内战还没有结束，所以要谨慎处置战犯。
有人去请示周恩来，周认为古往今来，在战争没有结束的情况下，没哪个国家会处理战俘。
所以各战犯所的高级战犯，除了继续关押之外，还真就没有别的办法。
周恩来还有第二层考虑没有明说，倘若真公开审判的话，估计很多战犯会被判处死刑，这对于解放台湾不利。
因此战犯的生活也就有了固定模式，学习看报、思想改造、检查身体、疗养吃药……以至于那些身患重病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没了战争的拖累，所以在战犯所恢复了健康。
当然了，也会组织劳动，因为毛泽东说过要犯人掌握一技之长。
中下级战犯倒是能自食其力，毕竟一般都很年轻。可高级战犯，不仅年龄大，身体也不太好。
所以战犯所组织他们轻微劳动，例如沈醉为狱友剃头，差点割掉耳朵；例如杜聿明教大家踩缝纫机；黄维响应学习改造，苦心研究永动机。
到1954年，战火基本结束了，国家进入休养生息的阶段。
而大陆则希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所以周恩来在1954年开座谈会，鼓励大陆的国民党高官，联络台湾的亲属和同事，释放足够多的善意。
既然要和平解放台湾，所以到1955年，开始考虑特赦战犯的问题。
从那年开始，大部分的高级战犯，统一送到北京功德林战犯所。
有卫立煌这样的先进典型在，所以大陆希望改造战犯，让大家跟卫立煌一样，为祖国建设做贡献。
毛泽东早在1954年，就在宪法当中规定了“大赦”和“特赦”，在法律上做了铺垫。
周恩来也要求调查在押的高级战犯，为以后的特赦做准备，为了酝酿以后的大赦，所以先释放了国民党的低级军政人员。
党中央对于大赦很慎重，因为这里面牵扯的事情太多，1955年5月12日，大陆的国共高层齐聚，开会讨论大赦的问题，参会人员自然包括了傅作义。
各省也召开了座谈会，总结来说就是四个字：群众情绪！大陆的老百姓不答应。
何止是老百姓，大陆多个党派的民主人士，也委婉的反对特赦。
毛泽东自然听到了反对的声音，所以他在征询意见的时候，则试探性的说：“或者第一个五年计划期内不举行大赦……”
既然要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凡是能够团结的都要团结起来。
周恩来代表中央，欢迎台湾游子来大陆探亲，可惜蒋介石不答应。
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之后，国内空前团结稳定，政治局正式讨论释放战俘。
因为战犯所的这帮人，平时跟群众接触不多，不像那些地主恶霸，务必要顺应群众意见杀掉一批。
更重要的是，像功德林学习委员王耀武那样的人，经过多年的改造之后，已经有了悔改的表现。
假设：倘若释放了一批战犯，就会孤立像黄维那样的死硬分子。
（黄维）
既然欢迎台湾游子回大陆探亲，而且不追究过往的罪恶，所以就要先释放一批战俘，对台湾释放暖意。
毛泽东早就提出“一个不杀”的原则，周恩来亲自嘱咐战犯所，要妥善照顾。
另外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把九百多个战犯送到台湾，但周恩来不答应，周太了解蒋介石了，九百多个战犯到了台湾，指不定会被蒋枪毙多少呢。
接下来的几年，多次开大会的时候，都讨论过特赦战犯。
但次次都困难重重，原因也很简单，很多干部反对，人民群众反对。
总结来说，就是需要民主协商，需要充分的讨论，慎重去考虑。
毛泽东呼吁，周恩来奔走，费了诸多周折之后，定下了宽大处理的方针。所以北京功德林战犯所的高级战犯，获得了比以往更好的待遇。
毛泽东在会议上让大家思考，虽然说战犯是反革命不假，但反革命能不能转变呢？大家要细想一下。
特赦战犯是非常艰难的，到1959年临近国庆节的时候，毛泽东和周恩来又提起此事，认为时机已经成熟。
所以文件当中，在谈起特赦战犯的时候，毛泽东用词是“是否可行”，接下来则是再次开会讨论。
同年9月14日，毛泽东向人大提出建议，希望特赦一批战犯。
三天后朱德召开主持人大会议，宣布特赦那些改恶从善的罪犯，其中自然也包括了战犯。
首批特赦33人，其中11人是国军高级将领，例如杜聿明、廖耀湘、王耀武……
周恩来在西花厅接见了战犯，谈了三个多小时，关键词就是民族利益，热爱祖国。
而在首批特赦的战犯名单当中，本该包括范汉杰的，但因为有人强烈反对，所以没能如愿。
二，范汉杰和第十九路军的恩恩怨怨范汉杰是黄浦将领当中较为特殊的存在，他1896年出生在广东，当兵之后做过旅长，因为部队战败，所以他报考了黄埔一期，年龄比政治部主任周恩来还要大。
蒋介石早就认识范汉杰，所以重点培养此人，还曾送范去德国军校深造。
1932年，爆发了“一二八淞沪抗战”，第十九路军坚持抗战，要跟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
（范汉杰）
可让人感到恼火的是，蒋介石却把第十九路军，直接调到了福建去跟红军作战。
蔡廷锴和蒋光鼐，身为第十九路军的领导，他们反问国难当头要抵御外辱，为何打内战呢？
于是乎，蔡廷锴和蒋光鼐，联合了李济深与陈铭枢，在福建宣布反蒋抗日，可问题出在了参谋长范汉杰身上，此人早就联络了特务泄密。
1933年11月20日，第十九路军成立人民革命政府，制定了抵抗外辱，取消全部不平等条约，取消外国人的超国民待遇……等等一系列政策。
可因为范汉杰告密背叛，南京特务早就掌握了第十九路军的机密，以至于事变失败，这是一笔血债。
到解放战争时期，西北胡宗南找来范汉杰委以重任，将所谓的精锐部队编成第一兵团，让范率领着这帮人去东北抢地盘。
而范汉杰所率领的十多万人，看似顶着精锐的名号，实际上在过去八年抗战当中，没有任何实战经验，甚至被嘲笑一颗子弹也没有放。
胡宗南有图谋全国的野心，甚至还闹过笑话，他找“星象专家”算命的时候，对方为了巴结他，说胡会像终南山一样威震西北……气得胡宗南大发雷霆，因为他的志向在江山上。
东北战场，硝烟遮天蔽日，杜聿明和陈诚二人，都被林彪挑落马下。
蒋介石无奈又派遣“救火队长”卫立煌，卫到了白山黑土，对范汉杰给予厚望，让范防守锦州。
可农村包围城市的大战略已经形成绝对优势，林彪可以在任意时间，去攻打东北的任意城市。
而国民党要时刻紧绷神经，每一秒都担心四野突然攻城。
就好比有九个瓶子，可国民党在东北只有三个瓶盖，明明无法保护大城市，可却偏偏要分兵防守大城市。
1948年辽沈战役，范汉杰防守锦州，他的目光总是望向塔山，那里有至关重要的援兵侯镜如部援兵，然而只听塔山炮声轰隆，却不见侯军来援，很显然是被四野挡住了。
10月16日吃过午饭，范汉杰彻底意识到，锦州是肯定守不住了，所以他要尽快突围，才有活命的可能。
范汉杰带着亲信，穿着普通士兵的军装，逃到高桥附近的时候，被四野埋伏的小股部队截获。
战士们把范汉杰等人，当成了“普通”士兵，于是往押解着送到战俘营，自然不可能给这帮人坐车，所以一路上都是在不行。
范汉杰起初还挺高兴，认为自己有机会能逃走，可是在押解的途中，他意识到即使逃回南京，也可能被蒋介石枪毙。
左右都是一死，范汉杰内心又愧疚蒋校长的栽培，所以直接去找四野的战士，主动说出了自己的身份，申请一颗子弹枪决。
万万没想到，四野非但没有枪毙范汉杰，反而还以礼相待，先是送到指挥部吃一顿好饭，然后送到哈尔滨学习。
在天寒地冻的东北，我军可爱的战士们，忍着寒冷啃干粮，而范汉杰能吃上四菜一汤。
（被俘的廖耀湘、郑洞国、范汉杰在学习）
范汉杰这种老兵油子性格开朗，总是爱开玩笑，仗着优待俘虏的政策，欺负外面的解放军战士。
举例来说，别的地方对战犯管理很轻松，只要别越狱就行；而四野对战犯的管理较为严格，晚上出门要报告。
别人报告的时候说：“报告，我要去小便；报告，我要去大便……”
范汉杰则故意说“报告大便”或者“报告小便”，明显是故意骂人。
战士受了委屈跟范汉杰争吵，因为有优待俘虏的政策，所以领导并不会惩罚范汉杰，只能安慰战士的情绪。
而全国各地的高级战犯，是从1955年开始，转移到功德林，进行更加深入的思想改造，其实说白了就是为特赦做铺垫。
举例来说，王陵基、宋希濂、沈醉这样的高级战犯，原本被关押在重庆，如果是在重庆特赦的话，四川人肯定不会答应，为了照顾群众情绪，才先后转移到北京。
范汉杰是在1956年，从东北的佳木斯，转移到首都的功德林进行加速改造。
他到了北京之后得知，自己非但不会被枪毙，反而还有可能获得特赦，他心里非常高兴，所以那爱捉弄别人的坏毛病，又从肚子里拿了出来。
在北京功德林，是以战犯管理战犯的模式，分成多个学习小组，上面还有王耀武担任学习委员。
而范汉杰跟组长有矛盾，所以俩人处处过不去，闹过很多笑话。
有一次，上级要求大家填表，写一写自己的家庭情况。
范汉杰对着组长说：“我今天眼睛不舒服，我以后再写。”
组长不答应，非要范汉杰当天写，因为任务是当天要交到领导那里。
范汉杰脾气上来了偏偏不写，组长无奈之下，于是提出组长来代写，让范口述。
于是乎，组长问范汉杰家里有什么人，妻子和孩子都叫什么。
范汉杰非常严肃，以军人报告的口吻说：“老婆刚好半打，儿女不足新编一个班！”
据沈醉回忆：那次搞得周围人哄堂大笑，组长被气得脸红脖子粗，至于最后有没有填写，就不怎么清楚了。
组长虽然很生气，但出于职责所在，他还是很关心范汉杰的。
举例来说，范趴在桌子上写字，因为他习惯写很小的字儿，所以常常双眼疲惫要揉一揉。
有一次组长进屋，刚好看到范汉杰在揉眼睛，于是问范汉杰是不是有什么想不开的事情，这摆明了是关心对方。
万万没想到，范汉杰急忙盖住他要写的东西，因为纪律规定不许看私人日记，所以组长也不能上前查看，而范汉杰装作要哭的样子，说活不成了。
组长赶紧问为何这样讲？范汉杰回应说，是在写遗嘱。
这把组长吓一跳，眼看范汉杰双目泛红，于是急匆匆就去找领导。
而功德林的领导，也三步并做两步，急忙跑到了范汉杰身边，因为周恩来亲自交代过要照顾好战犯，所以大家生怕战犯冲动自杀。
领导看到范汉杰趴在桌上跟正常一样，于是很关心的问范：“有什么解决不了的事？可以说出来嘛，大家帮你解决。”
范汉杰说：“我？哦，我双眼不舒服，在这里休息休息。”
这可把组长给气坏了，于是反问遗嘱，强行抢过桌子的东西，细看之下是范汉杰在抄写报纸的社论。
（功德林战犯所内部）
因为屋子里没有别的证人，所以这也就成了组长“污蔑”范汉杰。而功德林的领导自然看出有问题，于是采取冷处理，两边都不批评。
多年之后范汉杰出狱，私下里悄悄把这件事告诉了沈醉，沈则写在了回忆录里。
到了1959年要特赦战犯的时候，范汉杰因为从不发牢骚，也从不攻击那些表现积极的同学，所以特赦名单当中就有他。
然而，那些出身于第19路军的高级将领，坚决反对特赦范汉杰。
例如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直接挑明了说，坚决反对释放范汉杰，也是因为他们态度坚决，所以范汉杰的名字被划掉，继续呆在功德林。
直到1960年，中央第二次特赦战犯，周恩来和多位高级领导人，亲自出面去说情，大家看在周总理的面子上，才勉勉强强答应范汉杰特赦。
按照周恩来的说法，第十九路军事变失败的原因，不能全算在范汉杰的头上，希望大家不要过分责怪。
范汉杰和沈醉等人出狱之后，傅作义对着他们说，特赦战犯的时候，很多人有意见，是毛泽东亲自说服了党内人士，然后召开会议，征询了各党派的意见……
也就是前文说起过的，拖了好几年之后，才终于特赦了第一批战犯。
按照沈醉的回忆，第19路军被包围，在最紧张的时刻，范汉杰反戈一击，所以第19路军恨透了范汉杰。
范汉杰从傅作义口中得知此事，连连大喊着冤枉，说“古人云凡事应谋定而后动”，而这些人却是“先动而后谋”，哪有不失败之理？
他自己总结，之所以背叛，一是兵力不足，二是装备不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