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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的一天，一位中年人在看报纸时，因为在上面看到杨勇司令和苏振华政委十分激动。他眼眶一热，迫不及待地看着报纸里面的内容。看完报纸后的他，心里久久不能平静。
再三考量后，这位中年人给时任贵州省军区司令员的杨勇和政委苏振华写了一封求助信，信中内容十分简短，他写道：“我虽然身体残废了，但总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希望组织上可以考虑分配他的工作。”
没过多久后，这位中年人就收到回信。他心情复杂的打开了回信，信中只说“没想到你孔宪权还活在人间。”他一时泪流满眶，记忆排山倒海般袭来。
这个写信的中年人就是孔宪权，在长征途中，被黄克诚等老一辈的领导人称为“打不死的程咬金”。和部队失去了联系后，他曾做过泥瓦匠，也当过卖货郎，被当地人称为“活着的红军菩萨。”经过十五载的辗转，组织上会答应他的要求吗？
本次笔者带着大家了解孔宪权的一生。这位身经百战，机智勇敢的英雄，是怎样凭着对党和革命的忠诚，书写了他传奇的一生。
有时候，选择比努力更重要。孔宪权的一次选择，让当时境遇相同的两个人变成了不同的命运。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不畏艰苦险阻的远征，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奇迹之一。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我国工农红军开始被迫长征。他们爬雪山，过草地，强渡大渡河，塑造了一次又一次的军事奇迹，也改变了无数战士们的命运。
1935年2月，红军三军团十三团与贵州军阀在娄山关展开了战斗。在这次战役中，红军以100余人的伤亡，歼灭了敌军600余人，取得了红军长征以来的首次大捷，也打响了长征中的士气。
这一百余的伤亡人员，其中有一名是十二团的政委钟赤兵和作战参谋长孔宪权，两人在这次战斗中都身负重伤。但由于当时医疗条件十分有限，还随时面临着要跟敌方殊死搏斗的危险，在行军的途中得不到很好的治疗，决定让身负重伤的红军战士留在本地养伤。
毕竟一个身负重伤的战士，有时候是需要用担架抬着走的，这样会使部队的战斗力大大的折扣。而且在行军的途中，没有足够的食物和药品，这些伤员反而会更加危险，所以严重受伤的战士留在本地区恢复身体是最好的办法。
当时彭老总看钟赤兵身体情况如此严重，奉劝他在此地养伤。但钟赤兵十分坚决，他决心跟着部队一起走，彭老总见状只得同意。而孔宪权因为胯骨被打碎，服从命令留在了贵州。
这一次的选择，改变了两个人的人生轨迹。跟随红军的钟赤兵成为了一名开国中将，而孔宪权虽然生活艰辛，最终也没有被党遗忘，联系上党组织的孔宪权也被安排了一份工作。
昔日并肩作战的战友，虽然选择不同，但也总算殊途同归，成为了一段佳话。
自从国共合作破裂后，蒋介石对红军贼心不死，先后进行了五次围剿计划。第五次围剿计划失败后，红军开始了长征，国民党反动派穷追不舍。在长征途中，我党涌现出了无数不畏牺牲的英雄人物，孔宪权就是其中之一。
孔宪权，原名孔权。1911年2月出生在湖南省浏阳县了一个贫困农民民的家庭，小时候家里穷得连裤子都穿不起。
1932年8月，经过黄克诚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骁勇善战、机智灵活，参加过一到五次的反“围剿”作战。
1930年12月30日，国民党第18师师长张辉瓒率兵进犯江西省永丰县的龙岗。孔宪权参加了这次战役，在战争中他骁勇善战，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这是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作战中的第一仗，歼灭了上万名敌人，最终活捉了18师师长张辉瓒，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当地战士的士气。
1934年10月，孔宪权跟随红军长征。次年2月，长征途中，为了摆脱敌人的追击。
毛主席和中央军委进行了战略部署，他们根据王家烈的“双枪兵”不堪一击的弱点，选择了从云南回师贵州，打算二渡赤水河，发动了桐遵战役。
战役打响之前，十二团作战参谋孔宪权率先带领了几名侦查员捕获了几名守敌的舌头，为接下来的娄山关战斗提前提供了敌人的军事部署。
2月26日，在娄山关战役中，孔宪权身先士卒，带领着突击队攻打娄山关南侧，敌军的指挥所就在黑神庙。
当突击队冲击到离黑神庙还有百公尺左右的地方，敌人的援军从遵义板桥及时赶来。对方见红军的人数并不多，决定立刻向突击队进行反扑。
突击队只能利用敌人之前在公路上挖的战壕和之前砍倒的大树作为掩体进行奋力抵抗。
孔宪权只能在公路的左侧一边躲避敌人的炮火，一边指挥战斗。他挥起自己能连发十响的连珠匣子枪，身边的通讯员小谭端起手中的冲锋枪，两人一起对着敌人疯狂的扫射，瞬间打倒了十多个敌人。
但敌人根本不给红军喘息的机会，他们仗着人多弹足，紧接着，组织了第二梯队对红军进行进攻。
敌人的穷追猛打让红军彻底杀红了眼，没有子弹，他们就挥舞马刀，冲出战壕和掩体，直接和敌人展开了生死肉搏。
眼见战士们一个一个地倒在了血泊之中，孔宪权心痛不已，他直接站了起来用手枪射击敌人。但站着的孔宪权，无疑成为了敌人的“活靶子”，敌军向他奋力射击。突然他觉得身子往右倾斜，身体也失去了平衡，等他反应过来时已经摔倒在地。
孔宪权的左腿胯骨处中了敌人的六发子弹，看着敌人呜哇喊叫地冲了上来。
孔宪权顾不上自己身上的伤，他一个翻身滚到了路边的水沟里，强忍着身体上的伤痛，对着敌人疯狂射击。在孔宪权快要弹尽的危急关头，终于等来了大部队的救援。
二营营长邓克明一边命令大部队正面阻击敌人，一边又命人用担架把孔宪权抬回营地。
几名担架队的队员把孔宪权抬到了遵义老城内，这里有一个天主教教堂，教堂里挤满了红军的伤员，一片惨状。当时红三军团第十三团团支书记胡耀邦带领他的宣传队，就在遵义城城外的不远处随时待命，准备随时进城帮助大部队维持秩序，此时的胡耀邦年仅18岁。
这时，国民党的飞机突然低空飞行，朝着他们冲了下来，一块弹片击中了胡耀邦的右臀部，他也在这座教堂里接受治疗。
因为当时的医疗资源有限，医生只能先用“鸦片水”作为麻醉剂减轻孔宪权的疼痛，随后用刀切开伤口，用镊子小心翼翼地取出几小块被压碎的骨头。
后来，美国的著名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来华采访，在1984年6月14日采访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时，胡耀邦还清楚地记得当时在这个小小教堂发生的情况，他说：“当时孔宪权害得我们一整夜都睡不着觉。他一直喊杀！杀！杀！这是当时红军战士们向着敌人发起冲锋时所喊的口号。”
几十年后，当年和孔宪权一起经历过娄山关这场生死鏖战的老战友们，这其中就包括了黄克诚、胡耀邦、杨勇、苏振华等老一辈的党和国家军队的领导人们，都评价孔宪权为“真是打不死的程咬金”。
留下的孔宪权被当地人成为“活着的红军菩萨”，最终尊称变成负担。
1935年3月29日，孔宪权被人抬着担架，跟随着红军的大部队来到了贵州省毕节地区黔西县凤头街上。因为他的胯骨被敌人打碎了，所以伤口久久无法愈合，红军不得已的情况只能把他留在了当地，托付给了当地一个财主宋少前，让他在这里养伤。
临走前，红军给他留了300多块银元，用来做他的生活费和用来购买药品并且留下了一名医生治疗他的伤。因为孔宪权只能卧病在床，红军还留下了一名通讯员来照顾他的日常起居护理。
在长征时，红军的总政治部对于伤病员的安排是有明文规定的：团长以上的干部，抬着跟着大部队共进退；营长以下的伤病员，因为行兵途中太过危险，所以就地安置；团长以上的伤病员，如实在不能跟着部队前进，就留下300块大洋，一名警卫员和一名卫生员，就地找人民群众进行安置。
当时的孔宪权只是营级军官，并且伤势十分严重。但因为他的战斗中胆大勇敢，为战役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所以给予他了特殊的待遇，担架队的队员抬着他行走了两个多星期。
但因为迟迟不见好，只能把他留下。但留下时再次破例，让他享受了团以上的伤病员待遇。
同时。红军还给留下来的医生和警卫员了一些银元，用来做生活费和药费。在当时，按照规定普通的红军伤员留下来，一般只发10到15块大银元。
他们把孔宪权送到宋少前家时，给宋少前的一间房子拍了照片，并且嘱咐道：“你一定要全权负责这个人的安全问题，要保护好他，我们都会感谢你的；但如果有了差错，我们唯你是问。我们会回来检查了，别忘了我们拍了照片。”
收留孔宪权的宋财主本来就对红军颇有好感，因为他觉得他觉得红旗是一种交好运的兆头，所以红军走后他精心照料着孔宪权。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后，国共两党再次主张停止内战，联合抗日，形势也逐渐好转起来。时任贵州省省长呼吁所有的红军战士从隐藏处走出来，保证不伤害他们，国共联合抗日。
这时候，在宋财主家的孔宪权也得到了这个消息，他的警卫员和医生早就不知所踪。他决定离开宋财主的家里，去找部队。
但宋财主却不放他走，只说：“你走了，如果红军三四年后回来了，看不到你，我怎么证明自己好好照顾保护你了。”孔宪权无奈，只能打消了自己去寻找部队的念头。
自从伤势痊愈以后，孔宪权的左脚就短了右脚10厘米。在流落他乡期间，他就在遵义县枫香镇一代活动。
他曾挑着扁担，走村串乡卖点针头和麻线的卖货郎，也当过泥瓦匠，打工养活自己，被当地人称为“跛子瓦匠”。
流浪在外的这些年，孔宪权没有一天不想回到部队，他兢兢业业地工作，十分实诚，深得当地老百姓喜欢。
后来，当地的老百姓们听说了那个“跛子瓦匠”曾经是一名红军，当时的老百姓对红军十分爱戴，再加上孔宪权在当地的名声非常好，乡亲们就把他当成“活着的红军菩萨”。
自从这个消息传开后，孔宪权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地的人把他穿过的草鞋都要走，拿回家去，把草鞋烧成灰烬让生病的家人吞服。
草鞋没有了就要他的布鞋，布鞋没有了就要他的衣服。但凡是孔宪权使用过的东西，乡亲们都讨要过去，拿回家烧成灰烬，说是用水吞服后，有病治病，没病也能驱魔。
那段日子孔宪权过得十分折磨，本就不富裕的他，日常用品又都被村民们拿走，雪上加霜简直有苦难言。
党和国家，从来不会忘记和亏待任何一个国家的有功之臣。孔宪权，自然也受到了应有的待遇
解放后，他一直没有放弃寻找老部队的希望。
1950年的一天，孔宪权正在阅读报纸，不经意间，他看到了时任贵州省军区司令员杨勇和时任政委苏振华的名字，他整个人十分激动，宛如失散多年的儿子终于看到了可以找到母亲的希望。
杨勇和苏振华曾是孔宪权所在团的首长，他赶紧给两人写了一封信。信中表示自己虽然身体残废了，但总是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他希望组织上可以考虑分配给他工作。
收到信的两人也十分惊喜，他们没想到还可以听到孔宪权的消息。两人给他回了一封信，信中写道：“没有想到你孔宪权还活着”。
随后立刻告诉了自己的老首长黄克诚，黄克诚主动为他出具了书面证明，为孔宪权恢复了党籍。
中共遵义地委十分重视此事，立刻展开了调查，之后任命孔宪权为第七区的副区长，直接参加第七区的接管和建政。
黄克诚大将还在《我对长征的回忆》一文中提到了此事，他写道：“第十二团参谋长（误，应为作战参谋）孔权（孔宪权原名），在娄山关战斗中负了重伤，腿被打断，留下来就地寄养，以后就与部队失去了联系。
全国解放以后，我突然接到了孔权的来信，知道他还活着。孔权在信中表示，虽然身体残废了，但还可以做点力所能及的工作，要求组织上考虑分配他工作，我把他的来信转给了有关部门。”
1952年，孔宪权被任命为遵义会议纪念馆筹备委员会秘书，让他参加筹备建造遵义会议纪念馆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早期建立了21个革命纪念馆，而遵义会议纪念馆就是其中之一。
所以没有经验可以借鉴，也没有可以模仿的样板。孔宪权根据文化部所指示的精神，开始对纪念馆的地址和周围环境进行了保护性的修缮和清理，又在同时派人去收集红军长征在贵州的文物和资料。
1955年2月，省文化局正式批复为孔宪权任遵义会议纪念馆馆长。当时孔宪权还身兼遵义市图书馆副馆长。
在任职期间，孔宪权花费了大量的精神和时间，为纪念馆征集众多的革命文物和收集相关历史资料，做了大量的开创性工作。
现在遵义会议纪念馆里收藏的历史照片，大多是那时所拍摄的。
1960年6月，遵义会议纪念馆编写了《红军长征在贵州》一书。这本书是孔宪权亲自协调指导的，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红军长征途经十一个省份中，最早整理出版的一本书。1961年3月，遵义会议会址成为了180处，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
1964年2月，在孔宪权的带领下，遵义会议会址进行了全面的大修整。为了保障外形能够复原，他们采取了整体脱落后，又进行原状安装的方法，还对遵义会议会址内部的材料进行了重新地布置。修复后的遵义会议会址，在不破坏原状的情况下，让人焕然一新。
在纪念馆工作的那段时间里，孔宪权的生活十分繁忙。他既要组织管理纪念馆的工作，还几乎每天都要去为青少年和解放军官兵讲革命的传统，城区所有的中小学都请他做过报告。
1958年11月，第二次来遵义会馆参加纪念馆的邓小平，看到纪念馆里取得的显著成绩，十分开心。
他对孔宪权说：“你是遵义会议纪念馆馆长最合适的人选。”在孔宪权努力地工作和积极的争取下，1964年11月，毛主席为遵义会议纪念馆题字，写下了“遵义会议会址”六个大字，这也是在解放之后，毛主席唯一题词的革命纪念馆。
胡耀邦和孔宪权是老乡，两个人的老家离得很近，再加上遵义老城内，天主教堂里一起疗伤的缘分，两个人的关系十分的密切。
1959年，胡耀邦来遵义时，两个人还曾经和青少年们在一起植树造林，互相玩闹打趣。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一直到孔宪权去世，他先后接待了众多国家的作家以及外宾，受到邀请，为他们讲述关于长征的真实历史和红军发生的故事。
美国的著名作家、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曾写过一本享誉全球的名著《长征——前所未有的故事》。在这本书中，他多次写到了孔宪权。孔宪权精心保存的红军文物，也被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六团征集后，存入了军史陈列馆。
1988年11月7日，享年78岁的老红军孔宪权去世。他用一生书写着，一个老共产党员对党对革命的忠诚。即便是身体不再健全，他依旧想要能够为国家做点什么。
不求功名，只想为国家的建设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这种博大的胸怀让人敬佩不已。而我们伟大的党和国家也用一件件的事实，和一次次对待英雄的事迹，证明着党和国家从来不会忘记和亏待任何一个对国家的有功之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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