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一封给主席的举报信 引周总理勃然大怒（叶剑英：立即彻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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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4月25日，这是特别晴朗的一天，毛泽东从王海容同志手中，接过了一封人民的来信，他一度以为这只是一封平常的来信。可当他仔仔细细地阅读后，他慢慢地红了眼圈，内心也震惊不已，久久不能平静。

随后，毛泽东拿起笔写下回信：“寄去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还需统筹解决。”并让当时任职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从自己的稿费中抽出300元，按照寄件的地址，随信件一同寄出。而后，毛泽东迅速下达整顿指令，全国为之震惊。

这封信的内容是什么？为何会引得毛泽东潸然泪下？写这封信的人的目的又是什么呢？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呢？这件事情的后续如何？在进入正题之前，新进来的朋友可以点点关注，既不错过未来精彩内容，又可回顾往期精彩内容。

一切都还要从1955年的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说起。1955年8月，根据毛主席“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有大作为”的理论指示，北京青年杨华、李秉衡等人领先组成垦荒队伍，到边疆地区开垦荒地。由此，城市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全国拉开序幕。

1957年，苏联方突然中止对中方的援助，这使得中央财政对外负债，中国股市持续下跌。到了1960年，中国社会生产赤字，工人失业率直线上升，青年就业问题凸显。而且，由于农业合作化高潮来袭，有文化的知识青年需求，在农村活动方面出现巨大缺口。因此，在这样的供需要求，上山下乡成为唯一的选项。

随后，毛主席下达“知识青年要去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二次教育，这是很有必要的”的明确指示。后1600多万青年被分配到各乡镇，这占据城市人口的十分之一，成为人类现代历史中屈指可数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由此，上山下乡迎来最高潮。

1969年，为了跟上全国各城市的步伐，福建省莆田县切实做好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县政府开始挨家挨户地动员初、高中生，甚至不惜适应行政强制手段。而小学教师李庆霖的儿子李良模也跟随大部队的脚步，去到离家几十里远的贫穷山区落户务农。

根据当时的政府实施的政策规定，凡是下乡插队的知识青年，第一年每个月可得到口粮18公斤，生活费8元。然而，这样的政策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到了第11个月便已名存实亡。这对于当时经年累月都在山区辛苦劳作的知青而言，无疑是断了经济来源和粮食来源。因此，他们的生活费不得不由家里承担。

对于远在县城的父母，既不清楚自己孩子背井离乡后的生活现况，又要在辛苦抚养老人的同时，为知青支付生活费、贴补高价钱的口粮。这令有些并不富裕的家庭更加地困难，况且城市与乡村之间差距过大，风俗习惯也不尽相同。这也从另一个方面限制了知青的活动，大量插队的知青面临着巨大的困难。

作为上山下乡的知青一员，李庆霖16岁的儿子李良模也正在努力地找寻解决方法，以克服眼前各种各样的困难。正如其他的知青一样，李良模所在的插队也不会为下乡的知青提供住处。甚至像李良模一样的外来知青，得到的口粮根本无法全部准确地发到他们手中。

在一天天的重力劳动后，不仅没有好好休息的地方，还没有好的伙食，这让正处于发育期的李良模吃不饱穿不暖。而在得知李良模在生病后，甚至没有钱去医治时，李庆霖很是着急却也无奈于没办法解决当前的困境。他心想，这才刚刚开始，恶劣的情况是正常的，过几年会慢慢好转的。

可一晃几年过去了，李良模等知青所处的困境，并没有如期减少，反而持续增加。这让一直忍让、等待转机的李庆霖内心十分煎熬。作为一个父亲，看到年少的儿子如此辛苦劳作，每天弄得一身伤，却没有得到本该得到的分红时，李庆霖心疼不已。

经过这一年又一年的等待和忍让，他认识到依据现在的形势，等待是不可能获得结果的，必须要采取措施，改变这种情况。由此，李庆霖被迫走上了漫长而曲折的上访之路。

首先，李庆霖本着“凡事要从根部开始反映”的想法，去到儿子下乡的荻芦公社，向公社党委员会反映情况。然而，问题反应上去了，却没有得到丝毫的解决。他又转向管理知青各事务的莆田县革命委员会，向知青的主管单位的“四个面向办公室”反映，却依旧没有得到回应，这让李庆霖充满了挫败感。

后来，他抱着最后的希望去到更高一级的民事组，先从自己儿子的困难出发，反映当时的知青问题，然后说明自己在公社、革命委员会中反映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的情况，并一一做出详细汇报。

在他汇报结束后，管理人员笑意满满地满口答应了他，说一定把具体情况向省级反映并做出具体整改。李庆霖心怀希望地回到家中，开始漫长的等待。然而，他并没有等到任何消息，也没有看到知青生活的改善。这一次又一次的无果，把李庆霖逼上了“绝路”。

数次的上访都石沉大海，杳无音信，这让李庆霖感到十分失望。他意识到，这其中交杂的可能关乎各地方官的利益，单从县城组织反映是不可能有结果的。李庆霖在家里的客厅里，低着头走来走去，期间叹了好几口气。突然，他的心中萌生出一个大胆的想法——上书告“御状”，直接向毛主席反映情况。

于是，在1972年12月20日，学校放寒假期间，李庆霖关起门来，将自己反锁在家里，甚至吩咐工人将自己的门窗全部从外面钉上木钉，显得异常神秘。李庆霖顾及到“隔墙有耳”，为防止走漏风声，他事先做好充足的准备。

随后，李庆霖坐在书案前，边注意门外的风声，边动笔写信。由于多次上访，李庆霖早已把知青面临的困难熟记于心。他“奋笔疾书”，仅仅只用了两个多小时的时间，便写下了这两千多字的举报信。信写好后，他并没有直接送往邮局，而是经过反复推敲，认真审查后。删去自己并没有完全掌握的信息，添加上自己儿子生活困难，和干部子女走后门的内部情况。这封信完完全全把知青下乡运动的“阴暗面”曝露出来。

之后，李庆霖将信件又誊抄一遍，借着“人民来信”的名义，寄去了北京。然而考虑到之前寄给周总理的信都石沉大海的情况，这次直接写寄给毛主席可能也会被“截胡”。于是，他想到寄给一直跟在毛主席身边的外交部王海蓉先生，请其转交给毛主席。或许，这样可以增加毛主席真实收到信件的成功率。随即，他便在信封上写下“王海蓉先生收”。

在当时那个社会时期，“说真话”、“告御状”是需要巨大的勇气，付出代价的事情。由此可见，李庆霖是下了多么大的决心。李庆霖将信寄出去后，他感到片刻的轻松。然而，当走在大街上，看到墙上贴着满满的大字报时，内心却又多了几分忧虑。

1973年，几经辗转，举报信终于送到了毛泽东手中。毛泽东在读完这封举报信后，他从字里行间感受到了一个作为父亲，却没有办法帮助儿子解决困难的无奈和心疼。

远在山区的青年，大部分都还是十五六岁未长大的孩子，整天辛苦劳作，却拿不到分红，连一顿饱饭都是奢侈。甚至，在劳作中，裤子弄破个口子，也没有钱去买新的。生病了也只能熬着，因为没有钱去请医生看病。下乡知青的生活费，都由家里承担。有些孩子头发长了，连理发的钱都出不起。

这每个锥心的文字，叙述着下乡知青艰苦却无力改变的生活，让毛主席痛心不已。尤其是，读到那句“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表达得无路可寻的心情时，毛主席潸然泪下，这也就有了本文开篇的那个场面。

后来，毛主席询问汪东兴，“东兴啊，你去调查一下，看看李东霖是不是党员。如果是党员，可以考虑推选他为人大代表。如果不是，也可以让他参加第四届人民大会嘛。我们现在需要有这样敢于说真话的人！”

随后，毛主席下发全国严肃整顿指令，令中央高度重视知青问题。为此，于1973年4月23日，周恩来总理立即开展中央高层管理“知青下乡”相关干部的会议，会议重点讨论了李庆霖信中提到的“知青劳作无分红”、“无住处”、“无医疗”等情况。

这次会议足足开了四个多小时，会上周总理也宣读了李庆霖的来信和毛主席的回信，并郑重地表示，“我们一定要把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相关事宜做好，李庆霖同志反映的情况是十分恶劣的，我们必须要彻查”。

会后，国务院农村部军队代表沙风根据中央指示，迅速组织党、政、军结合的工作队，随机分成调查小组，前往全国各地省区调查情况。这为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整顿措施，提供了充足的事实依据和充分的准备。

1973年5月6日，李庆霖收到了一封牛皮纸密封的信件，上面有着“中共中央办公厅”的红色字样。他长吁了一口气，打开信封，看到毛主席的回信，内心十分激动，并在得到毛主席寄来的稿费后，不自觉地泪流满面。

而莆田县委书记在得知，毛主席的回信送至莆田县后，他心里又是震惊又是恐慌。尽管县支部干部中总有人抨击李庆霖，说他告御状是为了给县委抹黑。但是，县委书记却异常冷静，他一方面指令相关人员对“知青情况”进行核实，一方面安排调查人员对李庆霖进行反调查，并对其儿子施加压力。然而，反调查并没有完全进行时，中央便下发了调查督促指令。

通过层层调查，莆田县的知青问题比李庆霖信中所讲的还要严重。而各地有关迫害，打骂，凌辱知识青年的恶性案件，也相继被揭露出来。严厉惩处迫害知识青年的各项举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而李庆霖反映的“走后门”问题也被调查小组披露，并做出惩戒。

由此，李庆霖的“御状”，让全国暗藏的知青事件得到处理，上山下乡存在的严重问题也得到缓解，知青的生活开始有所改善。1973年4月29日晚，对于中共中央调查小组揭露的，黑龙江建设兵团第二师十六团团长黄砚田、参谋长李耀东两人一同谋划，侵犯几十名女知青身心的恶性案件。

一向平和的周恩来总理在中央领导人会议上，少见地发了怒火，他难掩生气道，“公安部必须要派人去，面对恶人不要手软，不要退缩，一定要敢管，能管。”叶剑英也愤愤难平，他使劲地拍了拍桌子，说“一定要‘杀’一儆百，‘杀’一儆千!”

不久之后，中央发布21号文件，并与李庆霖的信件和毛主席的回信刊登在各大报纸上。由此，李庆霖成为了风靡一时的“反潮流英雄”。也正是李庆霖的直言敢鉴，才为广大执行争取了利益。

可惜的是，李庆霖后来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打击报复，最终的结局也不好。但是他为全国知青的管理制度和广大知青所做出的贡献，值得后人永远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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