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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李世民被认为是篡位者的说法源自于史书和学术界的不同解读。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他在起义众多的战乱时期，以武力夺取王位，对前任王朝进行了篡改，从而成为唐朝的开国皇帝。然而，人们对他的评价却极为高，这主要是因为他在位期间实行了一系列有益于国家发展的政策，包括推行均田制、设立科举制度、加强对外交往和扩张领土等。这些改革及其对国家的贡献导致了后人对他的评价普遍为正面。因此，尽管有篡位的争议，但他作为一位杰出的统治者和改革者，仍然受到历史和后人的尊敬和推崇。
都知道，唐太宗是唐朝的第二位皇帝，他在位期间，任用贤能，知人善用；广开言路，自我克制，虚心纳谏；还采取了以农为本，厉行节约，休养生息，文教复兴，完善科举等政策，使社会出现了一片安定；并且，他大力平定外患，尊重边族风俗，稳固边疆，最终，取得天下大治的理想局面。
因其年号为“贞观” ，所以，后世称这段时间为“贞观之治”。它为后来全盛的开元盛世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推向鼎盛时期。
在《易·系辞下》中，有这样一句话：“天地之道，贞观者也”。而唐太宗，的确以自己的尊人克己、从谏如流、唯才是举，让百姓得以休养生息，社会得以安宁，最终，呈现出了天下大治的局面。后人对其评价甚高，说他是“中国历史上一代英主”。
而历史上，这么多的皇帝，为何他能够如此“特殊”？
所以，就有人指出：他这个位置是抢来的，因此，才得以用政绩来“淡化”以前做过的“错”。说在贞观二十年，修《晋书》时，听到一些人对其“贞观之治”和“玄武门之变”的谈论。唐太宗很是感慨，人们总是对“坏事”记忆犹新，对“好事”倒是听过就忘。
所以，要改变众人对他的看法，只有一条道，那就是：更好地治理国家。
最终，唐太宗励精图治，在政治上加强对西域等地区的管辖，在外交上加强与亚洲各国的友好往来，在军事上积极平定四夷，在民族关系上对待少数民族“爱之如一”，贞观年间，唐代版图空前辽阔超过汉宣帝在位时期，至唐高宗龙朔元年达到鼎盛，是时领土东临於海，西逾葱岭，北逾漠北，南至南海。
其实，没有哪个皇帝希望国家不好，只是个人的见识、治理手段和统治力决定了一个国家的走向。而后期的唐太宗，也是一样大兴土木、劳民伤财。
可以说，唐太宗当初这么做，其实，是有着不得已的紧迫感，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人口凋敝，北周“留给”隋朝690万户（根据学者岑仲勉、杨志久等人的考证），而且，没有大的战乱，而隋炀帝造成天下大乱，人口锐减，隋朝“留给”唐朝只有200余万户了。这对一个国家而言，尤其是农业社会的国家而言，是一个很大的隐患。
再者，连年征战，经济极度破坏。每一个朝代在建立初期，都有着类似的情况，基本都会以减免赋税来刺激经济的发展。
但是，更主要的原因却是：唐太宗目睹了隋朝后期的民不聊生，清楚知道老百姓虽为底层，但是，一旦民心散涣国家就会灭亡。看看后来几个朝代的开国皇帝，其实，对自个的要求都很高。面对辛苦挣来的天下，他们都是倍加珍惜。只是后人都以为这是正常的，却在挥霍手中权力的同时将国家也给祸害了。
当然，唐太宗也有着自己的可取之处，“纳谏”就成了他的“标签”。他为贤是用，不问人才出处。魏徵还曾鼓动李建成谋杀他，他一样不计前嫌，委以重任。这样的胸襟，在后来的帝王中，几乎是看不到的。既然他能包容人，当然，大家就会更加卖力的为其做事，而不只是为了一己之私。
只有君臣共商国家大事，才能广开言路，避免相互间猜忌，这是让社会面貌大为改观的基础。而这一前提，就是要求这位皇帝懂得自我克制，简单来说，就是：将手中权力的适度下沉。这样，就形成了他那个时代的一个特点，大家都敢说话了。
这和后来某些个朝代相比，都是天壤之别。唐太宗在位期间，进谏的官员不下35人。就魏徵一人，便批评过200多件事。比如：公主出嫁这事，皇后想让自己的女儿多带些嫁妆，一般人也只是在背后嘀咕，不会真的去管。但是，魏徵却比较较真，说：这个违反了礼法，对社会的影响不好。
此话是对的，古代宫廷的婚丧嫁娶，一样有其制式规定。换做是一般的皇帝，也就打个哈哈过去了，但是，唐太宗倒是听进去了。正是这样的克制，才能维护好自己的形象，进而也稳固了朝政。唐太宗很是明白，“牺牲”一点自己的权力，却能换来天下的安宁和发展，其实，这是一桩很划算的事情。
可以说，正是因为他对自身的要求颇高，所以，对官员的治理也很重视。由于，自身做的正，官吏自然会各守其职。唐太宗的善于接受批评，其实，就是“监督、批评”的言传身教案例。上行下效，社会风气自然就会正向，以至于，在他这个时期几乎鲜有贪污之事。
话说，在魏征死后，唐太宗伤心地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可见，对于自己他还是相当清醒的。
然而，唐太宗治国却与其他朝代“吏治”的思路不太一样，他并非依靠“法治”，而是以自身言行，肃清了官场的风纪。但是，这并不表示他不重视法律，只不过，不“重刑”罢了。所以，开国后的种种施政方案，都是以不“重蹈覆辙”为前提。
唐太宗走过了隋朝的末年，他的那些臣子们也是一样，大家都有心建设一个“新”的秩序。而这，就对他提出了要求。当年，他能鼓动其父造反，内心就有着不一样的想法。所以，他对自己手中的权力，更多的是偏向了“自我约束”，而在后人看来，这更像是一种“付出”。
其实，后期的一些事情，也都表明了：爱享受似乎是一种天性。有人说，“贞观之治”之所以能出现，是因为唐太宗可以接受监督，自我约束，从而，让权力在应有的轨道上运行。此话不错，没有约束，权力就会泛滥。但是，如果他至始至终都能约束自己，应该可以证明皇家的权力是可以被“管束”的。
可是，唐太宗后期所做的事情却“驳斥”了这一理论。皇家的权力，服务的最终还是皇家，至于天下，也是服务皇家，而治理天下，则是为了更好地服务皇家。
参考资料：
【《资治通鉴·唐纪》、《旧唐书·太宗本纪》、《旧唐书·魏徵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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