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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莳花志》是一部关于中国花文化的专著，探讨了花在中国文化中的多重意义。书中从审美情趣、美学意蕴和人文精神三个层面深入剖析了中国花文化的内涵。作者通过对花卉的审美属性和观赏价值进行思考，展现了人们对花卉的喜爱和崇敬之情。同时，书中还探讨了花卉背后所蕴含的美学意蕴，揭示了花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此外，书中还从文化、历史和人文角度深刻阐述了中国花文化的独特魅力，呈现了花卉对于人类情感和生活的意义。《莳花志》深刻而全面地展示了中国花文化的多重层面，为读者揭示了其深远的历史渊源和丰富的内涵。
“朝看一瓶花，暮看一瓶花。花枝虽浅淡，幸可托贫家。”这是明代文学家袁宏道在《瓶史》中的名句，看似寻常四句话，如今读来却觉得分外有趣。只因他在寻常的句子里，道出了中国传统美学的韵致，而这种韵致，在周瘦鹃先生的《莳花志》一书中，也鲜活灵动地呈现出来。
周瘦鹃，是民国文坛上“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作家之一，其文字风格以清新、优美见长。作为周瘦鹃的代表作品，《莳花志》一书收录的近60篇植物美学方面的散文随笔，更是雅韵横流，既具有现代散文之明快、简洁的特点，又具备古典文学的含蓄韵味。
在《莳花志》这本书中，花卉作为主要的审美对象，不仅象征着自然之美，更重要的是，花卉植根于中国文化之中，与人文精神绾结在一起，凸显出中国传统美学之特色。一本《莳花志》反映出的是中国花文化的三个层面：审美情趣、美学意蕴，以及人文精神。
（一）中国花文化中的审美情趣
花卉是大自然的产物，是美的象征。人类在大自然中最早遇到的审美对象，就是花卉。而除了观赏之外，有些花卉还可以食用，比如黄花菜；有些花卉可以入药，比如金银花；还有花卉可以制作香料，比如玫瑰。
可见，花卉兼具观赏价值与实用价值。但其实，观赏性则是花木价值取向中的重要内容。
人类对自然花木的欣赏，可以追溯到由原始狩猎社会进入农业社会之后。中国花文化中的审美情趣，也正式由此而发端。因为，正是进入农业社会之后，人来开始制造了大量以花草为装饰图案的器物。其中比较典型的有河姆渡文化中的刻花陶盆、仰韶文化中的彩陶花瓣纹盆，以及大汶口文化中的彩陶花瓣纹盆，这些器物均出自新石器时代。
随着人类社会不断发展，这种超越功利性的审美情趣也得到了进一步开发，并逐渐形成了一种以花卉为主体的文化体系，这便是中国花文化，而人类对花卉的这种审美情趣，则是中国花文化得以形成的底层逻辑基础。
在对花卉的审美情趣的支配下，人们以自己独有的方式认识自然，并且通过审美实践活动，对自然进行改造。而在改造自然的同时，人们也丰富了自身的生活、塑造了自身的品性。
周瘦鹃在《莳花志》中分享的一个故事，就颇具代表性。
想当年，苏州沦陷于日寇的铁蹄之下，周瘦鹃则迫于局势，租住在上海的一角小楼中，居住条件非常局促。偏偏在初春时节又逢大雨，这场大雨冲走了初春的一丝暖意，寒冷的天气迫使周瘦鹃瑟缩在狭小的房间内，所以他的心境非常恶劣。
就在周瘦鹃被烦闷和愁绪堵住心口的时候，他转眼一看，不经意间竟然发现室内桌上的一只花瓶内，绽开了几朵浅白淡粉的桃花。由此，周瘦鹃联想到，即便人陷入困境之中，也要像那花草一样，以坚韧不拔的生命力绽放出自我的光彩。
这就是审美意趣，对人们自身品性的塑造。
（二）中国花文化体现出的美学意蕴
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有许多以花卉为题材的优秀作品，而古典文学的文字之美与花木之美是如此的相得益彰。所以，中国花文化体现出一种以含蓄、内敛而主要特色的美学意蕴。
花卉能够成为一种独特的审美对象，这与中华民族的审美传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中华民族的审美传统中认为，美与善要统一，美与真要融合。花卉象征着美好，它被人为地赋予了种种优秀的品质，同时，花卉生长于自然之中，以本真的姿态示人。因而，花卉可以不经任何修饰，就呈现出一番自然美感。
美学大师钱穆在《现代中国学术论衡》中写道：“中国文化主要是对人对心，可称之为艺术文化。”一语道破中国花文化的这种美学意蕴，是通过心灵直觉体验外物。
若要欣赏中国花文化体现出的美学意蕴，那么必然要经历如下四个审美心理活动阶段。
第一阶段：内心虚静。周瘦鹃有一篇名为《我爱菊花》的散文，文中说，像古时候那些达官贵人，在自家庭院里设宴赏菊，未必能够欣赏到菊花的妙处，不过是附庸风雅而已。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内心充满了欲望和计较，既然不能平静下来，又如何能发现花草的真正美感？可见，只有在内心平静时，才能领略到花木的妙处。
第二阶段：生发感兴。当我们内心平静时，就会发现花木之美，而一旦我们被这种美感所触动，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内心感受。比如说，周瘦鹃写杏花开放时，正直江南地区春雨绵绵，人们因为这阴雨天气而烦闷。可是，当人们突然发现，院子里绽放出几朵杏花，这时心中就会顿觉隽妙可喜，不再讨厌这阴雨天气。这就是被花木的美感所触动，而产生出别样的心里感受。
第三阶段：产生妙悟。以之前的审美心理活动为基础，我们在欣赏花木时，全身心投入其中，此时就能深入发掘花木之美感。进入到妙悟状态后，我们会产生一种审美直觉。比如，我们看到满园菊花盛开，不必进行分析，凭借直觉就会感知到深秋已到。这便是一种妙悟。
第四阶段：物我相融。中国传统的审美心理活动中，格外强调物我之相融。周瘦鹃在书中的多篇文章里，就描写了他赏花时这种物我相融的心境。比如，他观赏白色栀子花时，竟觉得自己也跃上花枝，“一白如雪”，成为栀子花中的一朵。再比如，他观赏芙蓉花，因为芙蓉生性喜水，所以，当他看到水中倒映着一丛芙蓉，便觉得水影与花相映成趣，而自己也似乎化入水中，成了水中芙蓉。
（三）与中国花文化绾结在一起的人文精神
在中国花文化中有一个现象非常有趣。从古至今，人们在潜意识中并不把花木视为自然事物看待，而是赋予了花木以人格。
周瘦鹃指出：这种与中国花文化绾结在一起的人文精神，其主要特点便是将人格寄托于花木之中，而花木的品格则依附于人之品性。
通过古典文学作品，我们也能了解到，自古以来，人品与花格便互相渗透。比如说，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是君子的象征，而寒冬腊月盛开的梅花则是傲骨的体现。
人生之荣辱兴衰，人情之爱恨悲喜，都寄寓于花木。
如果说，中国花文化的核心精神在于花木的人格化，那么，中国花文化的人文精神便在于对高尚品格的崇拜与讴歌。
中国花文化的人文精神具有这样三个特点：
首先，中国花文化的人文精神，深受易学和老庄思想影响。古人认为，天地间只有三种生物，即人、禽兽、花木。这些都是天地的产物，从生命形式而言，都具有统一的本质。而这种生命类比的理念，实则渊源于中国易学，以及老庄思想。
易学认为，宇宙中存在同质同构的有机整体；而老庄思想则认为，万物与我为一，不论是花木还是鸟兽，虽然与人类存在等级上的差异，但终究与人类同为天生地养，因此，万物与人类属于手足关系。
其次，赋予花木以人格内涵，这是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孔子提出“仁爱”的理念，而孟子则进一步推己及天，认为君子应该“仁民而爱物”。世间万物，无一不笼罩在仁爱之关照中。所以，古人对待花木便如同待人，他们尊花为友人、为师长，有些爱花之人，还把花木视为妻儿家人。这足可见出，待花木如待人，这是中国花文化中的一大特点。
周瘦鹃在书中就记载了为花卉过生日的故事：三五知己友人，带着清淡的食物相聚一堂，一边观赏庭院里的花木，一边作诗写文，为院中花木庆生。
再次，中国花文化的人文精神，其至高境界是人花交感。这种人花交感，其实正是人心与外物的一种相融境界。中国传统美学理论认为，人在审美心理的高峰体验阶段，会进入到“物我两忘”的状态之中。在这样的状态中，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融合为一。周瘦鹃在《我为什么爱梅花》一文中记叙了他赏梅的感受，他被梅花那种不畏严寒的品性所打动，甚至，他自己都不觉得冬日里的苦寒有多么难以忍受。这就是人花交感的审美境界。
英国博物学家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说：“花是自然界最美丽的产物。”花木以其多姿鲜艳的形态以及浓淡不同的馨香，点缀了自然，也点缀了人们的生活。《莳花志》一书的作者周瘦鹃，则以其深厚的古典文学底蕴，以及细腻清新的笔触，为我们讲述了一则则与花木相关的故事。
作为读者，我们读到的不只是与花木有关的古典诗词，亦非与花木相关的奇闻异事。我们真正应该把握到的，是中国花文化中的审美情趣、美学意蕴，以及人文精神。毕竟，正是因为这种独特的文化内容和精神内涵，才使得中国花文化得以蓬勃发展，并流传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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