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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上海神童制造实验为何至今遭挫？》 在20世纪初期，上海曾经举行了一系列神童制造实验，试图通过特殊训练和教育方法培养出超凡的智力和才能。然而，这些实验在今天看来却饱受争议和批评。首先，这些实验过于强调学术成就而忽视了孩子的整体发展和心理健康。其次，实验中的童星和家长往往受到极大的压力和剥削，使得他们的权益常常被忽视。再者，实验过程中的伦理和法律问题也屡屡引发争议。值得强调的是，如今这样的实验已经被严格限制甚至禁止，社会对这一话题的讨论也日益增多。
神童能不能在实验室里制造成功？这恐怕是中国先前教育课题中，曾经最让国人争议和不安的。不用说，传统的教育家和专家们，对这项实验极大多数人是持反对意见的，认为实验室里是培养不出神童来的，刻意制造神童的短期行为不可取。
一味持反对实验的就是不让这项创新活动去获得实践。而在没有经过实践的前提下，就迫不及待加以否定和反对，显然是顽固的守旧派惯用的手段。这当然阻挡不了教育改革者的决心，于是在反对声中，他们勇往直前。这也就决定了这项教育改革的前途是充满着坎坷和风浪。改革者的命运总是不会安逸的。
在《中国新闻周刊》第12期上，发表了张鹭撰写的有关这项早期教育改革过程的报导，披露了当时教改过程中一段鲜为人知的史实，让我们认识了一项改革的成功或失败，确实与传统势力的较量是密切相关的。改革者往往是少数者，传统势力往往是强势者，两者相交，无疑改革者总是处于弱势一方，稍有失误，全盘皆输。所以如何对待改革者也是一种考验人们是否愿意思想解放。
当年，人们思想刚解放，改革开放还刚开始，如何加快人才的挖掘和培养，特别是针对一些所谓的怪才、偏才、奇才的神童将进行重点选拔和先期教育，这在当时针对开发为高科技、高精尖人才的重大策略上，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
就在这样大背景的前提下，1978年的大年初二，上海一所学校的勤杂工张政，给中科大少年班写了封信，举荐当时正在小学读六年级的儿子张方。当时张政业余时间在一些小学代课，同时他又自创了一套教育方式，让儿子掌握了能运用微积分解数学题。原来张政早在1953年工农速成学校教学时，就发现成年人对数学符号、空间观念的钝感，“比教小孩子难多了”。他开始怀疑传统教育理念中“被动等待孩子智力发育成熟的原则”。又联想到政治课本里20多岁的“狼孩”很难学会自理之类的故事，他逐渐认识到，儿童时期是学习潜力最大的天赋可塑期，而在现有的教学体系中，小教数学教育仅限于教四则运算，在他看来，这是对儿童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他认为，我们的教学体系是小学学最原始的四则运算，中学的几何是公元前的，高中数学是中世纪的，大学也才学到17世纪的微积分。现在都到了知识爆炸时代，一个受了教育的大学生的知识怎能还停留在17世纪。
现在看待这个问题并不深奥，但在当时大学里的教授们和教育部的高官们是否都能认识到我们的知识已老化，人才的培养已跟不上时代科学的高速发展的步伐。这对我国发展四个现代化，无疑是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是最大的生产力，而唯有人力资源才是掌握科学技术的“神”，不加快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培养，国力是不可能迅速提高的。因此在教育知识的开发上，怎能还按原有的传统教育方式去进行呢？
为此，作为一个普通的劳动者，却又是一个思想先进者，同时还是一个勇敢的理想实践者的张政，就凭借他多年的经验，摸索出一套与现行教育理念迥异的教学体系，他的儿子也就是他的第一个实验品，并且获得了成功，张方在14岁终于进入了中科大，成为一名少年大学生。
张方的事迹传开后，张政的命运也发生了根本的转机，区教育局给他一个教师编制。另一个区副区长兼教育局局长请他出山，能否把他的教育方法由家庭教育变成课堂教育。张政愿意一试，但有三个条伴：不用统编教材；不用师范生当老师；不参加教学研讨会议。就这个教学新模式在报批的过程中，却招来很大的反对声，既有“拔苗助长”的担心，更多的是考虑教育成本大幅增高。但这个想法却得到当时上海市教育局长舒文的支持。由财贸工作出身的区教育局长王乾德直接领导。1978年9月，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把小学到高中的学制压缩到八年的理科实验班，在卢湾区第一中心小学成立。但这个班没有固定的挂靠单位，东游西荡，四处为家，一共8年，却进过5扇校门。被科班出身的教育干部们戏称为“王乾德的私生子”。在教育局专家意见的影响下，家长们对实验班越来越不信任，学生开始流失，1978年实验班成立时有36个学生，8年后参加高考时只剩18个。
但谁没想到，其中17人都如愿应届考上大学。现在在上海做注册分析师的林晓就是当时实验班的学生，他现在回过头想，确实少走了许多弯路，直接跳过很多没用的东西。（这些老化的知识至今仍被某些人认为是基础知识）为此，林晓评价传统的教育体系时毫不留情地说“我们在小学里学的都是最简单的东西，最后考试只能通过难题、偏题来区分谁学得好。”这就是我们教学中最顽固、落后的一面，至今仍无法摆脱，教改仍在死胡同里徘徊。
然而没想到当年的张方在1984年中科大毕业后，20岁的他却遭到了旧体制下的用人制度的损害。8个月后，他负气从金陵化工厂辞职回到上海。在后来的中，因为没有户口和档案，成为二等公民，不得不去做导游、家教、甚至在舅舅手下做起建筑工人。
如今，77岁的张政在一家培训学校里重操旧业，面对幼儿园儿童仍推广他的超前数学教学。一个6岁儿童，跟他学了半年，已经能熟练地解答带根号的二次三项式。但让人感到可悲的是，他儿子张方的儿子如今已上小学四年级了，但却没有让他复制张方的成才之路。原因很简单，现在学校课业负担太重，不比张方那时可以专门在家系统地接受张政的业余教育。张方则利用周末在家中的房间里给学生补课。不同的是，他面对的是高三学生。三十年轮换又回到了原地。
中国教育改革至今已30多年了，为何其效果仍然无法让学生和家长明显地感受到，究竟是哪个环节仍在阻碍教育改革去获得真正的成功呢？谁也说不清，这恐怕不是单单从教育改革着手所能解决的，如果没有整个社会制度的同时改革来配套进行，那么即使教育再作重大的改革，其成效也不可能得到真正体现的。
李逊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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