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胶东半岛千百年的历史上,有不少“一闪而过”的人物。
知名度比较高的一位,当属“五日登州太守”苏轼。北宋元丰八年,原来频遭贬谪的苏轼,被重新启用,到登州赴任,不久之后又被调回京师。因为这段短暂的任职经历,胶东史料提到他,一般称为“五日登州太守”。
虽然时间不长,但苏轼在任期间也做了一些事情,因此“五日登州太守”这一称谓,算是一个褒义词。
与之类似但又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明朝末年,胶东又出现了一位“三日登莱巡抚”。史书当中,提及此事,多持贬义。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细说起来,它的过程如同一部明朝版的《官场现形记》,情节很是曲折。
这位“三日登莱巡抚”,叫做劳永嘉。他本人虽然在《明史》中无传,但上位登莱巡抚的事情,却在多人的列传中提及,也算是明末政坛一件沸沸扬扬的事情了。
劳永嘉,浙江石门人,在万历年间考中进士,先在中枢担任郎中等职,后来转到地方。崇祯前期,他一直在山东任职,先后担任按察使、左布政使等。在任期间,经历了孔有德之乱,他处置得当,算是仕途中的一个亮点。
作为万历年间的老进士,到了崇祯八年,劳永嘉已经年迈体弱,依照惯例,差不多该告老还乡了。此时,他的官衔是山东左布政使,为从二品地方官。按说,这也算是大员了。但劳永嘉并不安于现状,他想再拼一拼,熬一个“巡抚待遇”再退休。
与清代不同,明代巡抚还不算是地方定制,而是挂靠在都察院的外派京官。其品级与在都察院的兼衔有关,如果是左右都御史担任巡抚,就是正二品;如果是副都御史,品级其实跟布政使相仿。
光从品级来看,明代的巡抚只比布政使略高。但从性质和权力而言,两者就有明显差异。巡抚带有钦差性质,属于要员。因此,在当时的官场,大家多以担任巡抚为耀。即将退休的劳永嘉,就是这么想的。他环顾四周,一直在寻找能争取的机会。
崇祯八年十月,机会来了。当时,登莱巡抚陈德元罢官,朝廷准备物色替代人选。劳永嘉马上行动起来,打点关系,以求升迁。
明朝实行内阁首辅制,时任首辅是后来被列入《明史奸臣传》的温体仁。劳永嘉与温体仁算是同乡,因此顺利搭上了关系。不过,史料说温体仁很有心机,“所欲推荐,阴令人发端,己承其后。”因此,在劳永嘉做出表示之后,他虽然点头,但自己并不出面,而是暗示其他人打头阵。当时,主管人事的吏部尚书,是谢升。这次推荐登莱巡抚人选,由他负责向朝廷上报名单。在知道温体仁的态度之后,他同意照办,但也不便直接提名劳永嘉。于是,这个任务辗转落到了给事中宋之普身上。
给事中,属于言官,品级虽然不高,但在明末政坛上相当抢眼。在这个职位上,既有铮铮忠臣,又有御用文人。遇到大事的时候,一般都是由后者上奏,试探口风。
根据史料记载,宋之普是沂州人,明亡之后归顺清朝,曾担任过知府。他选择当贰臣,可能的确有什么苦衷,但多少也能看出,他对气节操守并不重视。可以推断,想要做通他的工作,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送礼。
关于劳永嘉送礼的经过,《明史》描述不多,《烈皇小识》记载较详,文中称:“山东左布政劳永嘉辇金六万两,主兵科宋之普家,营升登莱巡抚。”
按说送礼应该悄悄进行,但劳永嘉志在必得,因此不计本钱。他用大车拉了六万两银子,送到了宋之普的府上。动静如此之大,想必是走漏了风声。劳永嘉此前与魏忠贤的阉党有涉,不少人对他本来就有看法,就想趁机弹劾。但因为有温体仁的暗中支持,在最后拟定的登莱巡抚候选人当中,劳永嘉如愿以偿,排在第一。
过了几天,朝廷下诏,正式任命劳永嘉为登莱巡抚。
然而,顷刻之间,风云突变。朝廷很快又下诏,裁撤登莱巡抚一职,劳永嘉也因此罢官。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自从孔有德叛乱之后,登莱防线实力大大减弱,对后金的牵制作用明显降低,逐渐成为“鸡肋”。朝臣当中,时有裁撤登莱巡抚的提议。崇祯皇帝性格多疑多变,虽然下令推举新人选,但只要言官继续鼓噪裁撤一事,他多半会同意。温体仁作为内阁首辅,对此肯定了然于心。
因此,在劳永嘉找他做工作的时候(至于劳永嘉是如何做通温体仁的工作?史无明载,可以参考一下他给宋之普送礼的分量),他知对方年岁已高,不在乎任职期限,就想到了这个完全之策。既可以让劳永嘉过一把瘾,又不至于时间长了出乱子,于是给他安排了登莱巡抚的职务。
史载:“时永嘉欲归,计 得 巡抚衔,温体仁许之;知登抚且罢,遂以永嘉名上。永嘉为巡抚三日,解任去。”这就是“三日登莱巡抚”的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