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胶东半岛千百年的历史上，有不少“一闪而过”的人物。
知名度比较高的一位，当属“五日登州太守”苏轼。北宋元丰八年，原来频遭贬谪的苏轼，被重新启用，到登州赴任，不久之后又被调回京师。因为这段短暂的任职经历，胶东史料提到他，一般称为“五日登州太守”。
虽然时间不长，但苏轼在任期间也做了一些事情，因此“五日登州太守”这一称谓，算是一个褒义词。
与之类似但又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明朝末年，胶东又出现了一位“三日登莱巡抚”。史书当中，提及此事，多持贬义。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细说起来，它的过程如同一部明朝版的《官场现形记》，情节很是曲折。
这位“三日登莱巡抚”，叫做劳永嘉。他本人虽然在《明史》中无传，但上位登莱巡抚的事情，却在多人的列传中提及，也算是明末政坛一件沸沸扬扬的事情了。
劳永嘉，浙江石门人，在万历年间考中进士，先在中枢担任郎中等职，后来转到地方。崇祯前期，他一直在山东任职，先后担任按察使、左布政使等。在任期间，经历了孔有德之乱，他处置得当，算是仕途中的一个亮点。
作为万历年间的老进士，到了崇祯八年，劳永嘉已经年迈体弱，依照惯例，差不多该告老还乡了。此时，他的官衔是山东左布政使，为从二品地方官。按说，这也算是大员了。但劳永嘉并不安于现状，他想再拼一拼，熬一个“巡抚待遇”再退休。
与清代不同，明代巡抚还不算是地方定制，而是挂靠在都察院的外派京官。其品级与在都察院的兼衔有关，如果是左右都御史担任巡抚，就是正二品；如果是副都御史，品级其实跟布政使相仿。
光从品级来看，明代的巡抚只比布政使略高。但从性质和权力而言，两者就有明显差异。巡抚带有钦差性质，属于要员。因此，在当时的官场，大家多以担任巡抚为耀。即将退休的劳永嘉，就是这么想的。他环顾四周，一直在寻找能争取的机会。
崇祯八年十月，机会来了。当时，登莱巡抚陈德元罢官，朝廷准备物色替代人选。劳永嘉马上行动起来，打点关系，以求升迁。
明朝实行内阁首辅制，时任首辅是后来被列入《明史奸臣传》的温体仁。劳永嘉与温体仁算是同乡，因此顺利搭上了关系。不过，史料说温体仁很有心机，“所欲推荐，阴令人发端，己承其后。”因此，在劳永嘉做出表示之后，他虽然点头，但自己并不出面，而是暗示其他人打头阵。当时，主管人事的吏部尚书，是谢升。这次推荐登莱巡抚人选，由他负责向朝廷上报名单。在知道温体仁的态度之后，他同意照办，但也不便直接提名劳永嘉。于是，这个任务辗转落到了给事中宋之普身上。
给事中，属于言官，品级虽然不高，但在明末政坛上相当抢眼。在这个职位上，既有铮铮忠臣，又有御用文人。遇到大事的时候，一般都是由后者上奏，试探口风。
根据史料记载，宋之普是沂州人，明亡之后归顺清朝，曾担任过知府。他选择当贰臣，可能的确有什么苦衷，但多少也能看出，他对气节操守并不重视。可以推断，想要做通他的工作，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送礼。
关于劳永嘉送礼的经过，《明史》描述不多，《烈皇小识》记载较详，文中称：“山东左布政劳永嘉辇金六万两，主兵科宋之普家，营升登莱巡抚。”
按说送礼应该悄悄进行，但劳永嘉志在必得，因此不计本钱。他用大车拉了六万两银子，送到了宋之普的府上。动静如此之大，想必是走漏了风声。劳永嘉此前与魏忠贤的阉党有涉，不少人对他本来就有看法，就想趁机弹劾。但因为有温体仁的暗中支持，在最后拟定的登莱巡抚候选人当中，劳永嘉如愿以偿，排在第一。
过了几天，朝廷下诏，正式任命劳永嘉为登莱巡抚。
然而，顷刻之间，风云突变。朝廷很快又下诏，裁撤登莱巡抚一职，劳永嘉也因此罢官。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自从孔有德叛乱之后，登莱防线实力大大减弱，对后金的牵制作用明显降低，逐渐成为“鸡肋”。朝臣当中，时有裁撤登莱巡抚的提议。崇祯皇帝性格多疑多变，虽然下令推举新人选，但只要言官继续鼓噪裁撤一事，他多半会同意。温体仁作为内阁首辅，对此肯定了然于心。
因此，在劳永嘉找他做工作的时候（至于劳永嘉是如何做通温体仁的工作？史无明载，可以参考一下他给宋之普送礼的分量），他知对方年岁已高，不在乎任职期限，就想到了这个完全之策。既可以让劳永嘉过一把瘾，又不至于时间长了出乱子，于是给他安排了登莱巡抚的职务。
史载：“时永嘉欲归，计 得 巡抚衔，温体仁许之；知登抚且罢，遂以永嘉名上。永嘉为巡抚三日，解任去。”这就是“三日登莱巡抚”的由来。
